崔卫平的blog

為劉曉波案提出三問

Mon, 11 Jan 2010 12:49:00 GMT

2010 年1 月11 日

為劉曉波案提出三問

──嚴正呼籲北京當局釋放劉曉波先生

劉曉波先生遭北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年，消息傳出，在華人世界以及國際社會引起強烈反應。對這件事，我們有著莫大的關心。我們嚴正呼籲北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劉曉波先生提出上訴後，尊重事實、法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儘速予以無罪釋放。

我們鄭重提出三個問題，就教於初審法院、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中國的知識份子社群：

第一，請問北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賈審判長連春、代理審判員鄭文偉、翟長璽：判決書所列出劉曉波的所有「罪行」，皆不外發表言論、撰寫文章、起草《零八憲章》；從這個言論層次，各位如何推論到動機與效果的層次，認為他「誹謗並煽動他人推翻」國家政權？純粹在言論層次的表達，何以必須重刑懲罰？

第二，請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當局：中國公民是否有權利對政治社會的體制發表不同構想？是否有權利對於執政者的施政方針提出批評？而人大代表又是否有職責認真聽取、斟酌、考慮每一位公民的這些批評？

第三，請問中國的廣大知識份子群體：言論是知識份子表達思想與人格的職業工具，能容他人恣意剝奪嗎？對自己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方向提出不同意見，不更是知識份子的責任所在嗎？我們不一定贊同劉曉波的具體意見，但認為他的言論權利必須獲得保障，您同意嗎？

在此，我們對一審的判決結果表達遺憾與抗議，並重申請北京當局儘速釋放劉曉波先生的呼籲。

錢永祥（台灣，學者，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陳宜中（台灣，學者，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謝世民（台灣，學者，中正大學哲學系）

廖元豪（台灣，學者，政治大學法律學系）

楊偉中（台灣，新聞工作者）

王增勇（台灣，學者，陽明大學衛生福利研究所）

魏玓（台灣，學者，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馮建三（台灣，學者，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李尚仁（台灣，學者，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朱偉誠（台灣，學者，台灣大學外文系）

丘延亮（台灣，學者，中央研究院民族所）

柯裕棻（台灣，學者，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張培倫（台灣，學者，佛光大學哲學系）

梁文道（香港，作家）

周保松（香港，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行政學系）

吳介民（台灣，學者，清華大學社會所）

顧爾德（台灣，專欄作家）

朱天心（台灣，作家）

朱天文（台灣，作家）

唐諾（台灣，作家）

侯孝賢（台灣，導演）

陳芳明（台灣，學者，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蕭高彥（台灣，學者，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劉紀蕙（台灣，學者，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王智明（台灣，學者，中央研究院歐美所）

葉浩（台灣，學者，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朱元鴻（台灣，學者，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孫善豪（台灣，學者，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駱武昌（台灣，學者，文化大學財務金融學系）

沈松僑（台灣，學者，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潘光哲（台灣，學者，中央研究院近史所）

黃德北（台灣，學者，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張世雄（台灣，學者，中正大學社會福利學系）

郭力昕（台灣，學者，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林淑芬（台灣，學者，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黃長玲（台灣，學者，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方念萱（台灣，學者，政治大學新聞學系）

藍佩嘉（台灣，學者，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顏厥安（台灣，學者，台灣大學法律學系）

紀大偉（台灣，學者，美國康乃狄克大學外文系）

李丁讚（台灣，學者，清華大學社會所）__

我们不放弃

Sun, 10 Jan 2010 17:01:38 GMT

（2009年1月10日，待补充）

138 何亮亮的看法：为什么当局不理直气壮地通过媒体公布刘晓波的罪状？当局是否真的认为，刘晓波是在颠覆国家政权，审判他可以让天下归心？当年苏联审判、流放持不同政见者，为什么不能防止帝国的瓦解？（电视主持人）

137马建的看法：在刘晓波所处的文化环境，一个作家被政府抓走，其它作家是在用“不知道”配合的，只要自己还建在。家属们便独自挤进郊区长途汽车奔波于去监狱的路上。人人手里都有作案的键盘和鼠标，都可能在网上思想。从刘晓波止，人民必须禁止政府抓捕手里不携带武器的网上思想者。（作家）

136刘文瑾：我为自己、为中国感到羞耻。思想和言论自由同呼吸和空气一样重要。一个不能说真话、不能有思想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一个缺氧窒息的社会是大量生产野蛮扭曲人格的社会；一个在谎言中苟且的民族，再强大也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我们传承给未来的，只是同样在谎言中的苟且。（旅法青年学者）

135崇明：这是对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审判。审判者告诉我们，在今天的中国，良知是要付出代价的。是的，这是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必须拷问自己，虽然我们遭到了审判，是否仍然有勇气拒绝和反抗暴力的奴役。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专制让人们屈服和习惯于遗忘和麻木，何况它还有面包和神话。（旅法青年学者）

134叶匡政的看法：2009年圣诞节后，我失语了，言说好像一下没了基础。《小王子》里那个国王说：“如果命令你的百姓去投海，他们非起来革命不可。”那是只有一个人的小星球，国王都懂这个理。可见我们遭遇的野蛮多么深重。这个事件就是让人投海。我自责，20年了，我都干了些什么？（评论家）

133李冬君的看法：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要再用监狱造就圣人。（历史学学者）

132于坚的看法：我不知此事，也不赞成刘的观点。但他应该有说话的权力。奥运会时，歌队唱《奥林匹克圣歌》“古代不朽之神，美丽、伟大而正直的圣洁之父！”我很震惊，文革时代，这就是反动言论。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的进步，最重要的就是汲取了文革的教训。（诗人）

131张献的看法：刘晓波被判刑11年的消息把我弄糊涂了，他不是一直在监狱中吗？怎么又被判刑？难道可以重复判刑？或者他什么时候出狱了？碰巧这段时间我不在中国，随即从网上证实，判决是真。访问了许多网站，沉浸在愤怒和抗议的海洋中的我，仍困惑不解，不能相信他曾经出狱。世界人民太天真，不能想象拘禁一个人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中国人民更天真，不知道自己全在监狱中。判决刘晓波只不过是制造和强化一个象征。在旧象征全面崩溃的地方，新的象征在慢慢诞生，重复判决只是一遍遍地勾勒一个象征的清晰形象而已。（剧作家）

130野夫的看法：对于晓波兄的审判，具有划时代的意思。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审判，意味着审判的就是这个时代本身。历史最终将要追诉所有的为恶者。（作家）

129宇向的看法：今天我选择刘晓波，选择维护自己及其他人尊严和权利的底线。（诗人）

128孙磊的看法：迎向监狱的言辞也迎向我们的人性。（诗人）

127胡星斗的看法：对于刘案，我已经在多个采访时说了：中国已经开始以言治罪，突破了文明国家甚至威权国家的底线了。无论中国经济多么辉煌，中国其实还是个野蛮国家，经济辉煌也只是特权腐败的畸形经济泡沫，希特勒的经济也辉煌过，斯大林的经济也辉煌过，结果呢还是举世唾弃。他们在围剿言论的时候，民心已经丧失。（经济学学者）

126李杨的看法：

《怎么了？》

中国人怎么了？

我们不是生活在民主法制之国吗？

为什么看不见公然地羞辱宪法？

中国人怎么了？

我们不是生活在和谐社会吗？

为什么听不见毁灭人性的嘈杂？

中国人怎么了？

我们不是生活在繁荣盛世吗？

为什么感觉不到仁爱和博大？

中国人怎么了？

我们不是生活在礼仪之邦吗？

为什么不用文明的道理说话？

我们盲了，

我们聋了，

我们冷漠无情，

我们不能说话。

我们需要自由的灵魂，

我们需要安全的家，

我们需要伸张正义，

我们需要站直了别趴下。

125吴亮的故事之二：昨晚听人说：刘晓波被判11年的消息让许多人发抖了。如果想要检举言论犯罪，凭这个案例，他就可以把至少一千个人送进监狱，现在他被包庇罪弄得失眠了。（真的喜欢这个故事，也放在这里）

124郭建的看法：刘晓波因言获罪，受到如此重判，让人想到当年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所面对的铁窗。难道当今的“和谐社会”和那个以割断喉管来压制不和谐声音为象征的时代真的只有五十步百步之别吗？我希望审判中的错误能在上诉的程序中得到纠正，为了刘晓波的自由，也为了中国的形象，更为了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不可能没有思想、没有言论的人。（文学教授）

123已与舒婷（诗人）通了电话，她言从来不接受采访，也不愿意因此而破例。

122哈维尔的看法：当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良知采取行动时，当公民和平地相互结社、讨论和表达他们对社会将来发展的关心与观点时，根本就不存在颠覆国家安全。相反，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被允许自由地采取行动、结社、思考与表达时，这个国家未来的财富和精神就会被破坏。

121梁治平的看法：每一个读过这份判决书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纯粹是一场徒有其名的审判。所有与公民自由性命攸关的重大问题都没有被思考和讨论，甚至没有概念的辨析、法律的推理。如果无须说理，法律与横暴的权力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法律？（法学学者）

120严力的看法：大家都知道晓波的可贵在于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生命的价值，文字的价值。

可那是十一年的刑期啊！在二十一世纪还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承认他的价值，真够封建无耻的。（诗人）

119吴洪森在《我的新年文告：提前审判》中说：这次一位公民因言论被判11年监禁，我只看到抽象的抗议，而对具体作恶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员张荣革、代理检察员潘雪晴和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审判长贾连春、代理审判员郑文伟、翟长玺却不置一词。这种做法是不对的。（真名网站长）http://www.zmw.cn/bbs/thread-107924-1-1.html

118程益中的看法：刘晓波无罪，他所思所言乃是天赋人权，也在中国宪法框架之内，他实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对刘晓波治罪，就是对人类良知和文明的野蛮践踏，无耻并且愚蠢，暴露出审判者的恐惧，对刘晓波案保持沉默，会纵容和助长邪恶的滋生，本质上成为迫害者的同谋。（出版人）

117杨建钢的看法：只要政府容不得思想和言论自由，公民还会因言获罪，那么，即便人人都富裕得住上了金屋，中国都将不会是个真正的强国，也不会是一个真正令世人骄傲和向往的国度。（旅法自由职业者）

116程兆奇的看法：一、今日溫和看法：一個強大的政權對不同聲音應有容人之量；二、昔時偏見轉錄：人造的國家衹應是為人謀取自由和福祉的工具，而不應是對人欺淩和壓迫的機器，否則它的存在就是乖違情理的，就至少是不值得尊重的。（历史学学者）

115陈东东的看法：这个宣判太正常了，没有震惊，没有期待，在预料之中，就像蹩脚的盗版黑帮片（诗人）。

114陈力川的看法：刘晓波因言获罪再一次证明，一个国家的宪法不足以保证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我想到康德的一句话，大意是：深奥的智慧之令人赞叹不仅在于她向人们揭示什么，也在于她拒绝向人们揭示什么。这句话值得统治者深思。另外，有几位作家对刘晓波事件的反应，其令人惊讶的程度不亚于刘晓波被判刑。失去良心的作家用什么写作呢？（旅法学者）

113冯克利的看法：关于刘晓波的遭遇，我只想说，断了对手的言路，其实也就断了自己的生路；不明白这一点道理的政治，终归是没有前途的政治。（政治学学者）

112杨小滨的看法：一个建立在铲除异己思想之基础上的“和谐社会”是可耻、虚伪的。“和谐”的要义首先是对不和谐的容忍。正如我未必赞同刘晓波的政见，但我为他声援。否则，他的命运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诗人）

111张思之的看法：读刘案，问苍天：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许诺国人言者无罪，实施宪政，申明“言信、行果”，信誓旦旦，何以化为花言巧语，唯余空言？也曾宣示信奉人民民主，四大自由，何以在在违反？无奈之余，敢向为大众争民主而甘愿牺牲个人自由的志士表达我心中礼赞！（律师）

110林毓生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进入了WTO，其政府代表既然也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当然已经认可公民的身份与权利。公民不是臣民，也不是子民。公民具有不可剥夺的，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权利。刘晓波先生的「08宪章」，只是一个公民提出来的建议政治改革的草稿。大家见仁见智，尽可公开讨论。当局何必紧张？（思想史学者）

109魏海田的看法：作为晓波的大学同学，我一直为他而感到自豪，也为自己没能站出来和他一起对抗暴政而感到羞愧，我从现在开始，要和他站在一起。（记者）

108张嘉谚的看法：都互联网时代了，敢为天下先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身上碰壁，借用茨威格一个比喻，简直是苍蝇撼大象！是好玩儿？好笑？竟如此惊心动魄！（文学教授）

107程青松的看法 1989年5月35日;2009年12月24日;都与刘晓波有关，这之后的11年，所有日子与我们有关。刘晓波即自由。人人可以用心爱上刘晓波。你可以闯进我的房间，但是你无法闯进我的心里面。（编剧）

106阎克文的看法：能决定并操作这样一场审判，且不管其价值主张和法理依据是否出自正常人的头脑，仅仅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也堪称智力发育水平极度低下的不朽证明，令人不得不怀疑上帝正在让一部分人先疯起来。（社会学者）

105栗憲庭的看法：零八宪章我其实没太仔细看，但我签名了，因为我完全相信晓波这样一个人，和他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良知。我不能相信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异见人士和异见的存在，是多么暗无天日！所有签字的人都是书生，零八宪章起草及其签名，从没有超出思想和言论的范围，对晓波被判刑，判的就是思想罪，我真的感觉这个国家又回到了文革，中国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反省过文革，想起来不寒而栗！（艺术家）

104张耳的看法：我们必须讲话，为了刘晓波的自由，更为了我们自己的尊严。好嘛，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整个被扇了一个耳光。（诗人）

103梁和平（摇滚音乐人）的歌：盛世已经来临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大地震把罪恶通通掩埋一清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奥运开幕式让世界大擦眼镜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太空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金融危机把个西方搅个不宁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戒严中确保了六十大庆阅兵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新疆西藏的动乱早已被摆平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网络的公开让黑暗变的透明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新闻媒体终于有了一致口径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贪污受贿的份子跌入了陷阱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为了利益中国人不在乎生命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天安门广场从未这么的安静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刘晓波有话只能说给犯人听

102范美忠的看法：言论自由是《联合国人权宣言》保障的四大自由之一。刘晓波被抓捕不是他一个人在遭受苦难，也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有一天也可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声援刘晓波也是维护我们自身的人权。人权不是乞求来的，唯有抗争。（教师）

101刘志琴的看法：宣判刘晓波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的国号。（近代史学者）

100周国平的看法：我未必喜欢刘晓波其人，也未必赞同他的许多观点，但是，他仅因言论而被定罪和重判，这仍使我感到震惊。我相信，这种震惊是超越于个人好恶和观点异同的，是每个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有常识的中国人的共感。（哲学学者）

99王力雄的看法：希望这11年中会有其他的变化。对刘晓波和所有政治犯最有效的支持，是尽快改变这个社会，解放所有的人。（作家）

98梁晓燕的看法：刘晓波宣判一事，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楚，三十年来，这个国家什么变了，什么根本就没变，也根本不想变。（编辑）

97唐晓渡的看法：审判刘晓波（更不必说课以如此重刑）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受其保护的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公然羞辱。不唯可耻，而且愚蠢。吁请执法部门遵循“依法治国”的既定国策和执政党“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立即改正。（诗评家）

96裴毅然的看法：非常赞同余英时先生的观点，晓波当然是为民主蹲狱。对晓波来说，则可谓家国不幸晓波幸！一次比一次光荣呵！嗣同有后呵！惟一安慰的是：有这么多人在外面“陪”晓波。

95胡发云的看法：晓波是一个真实的人，为了真实，连幸福和安全都可以失去。从我读过他的文字看来，他只是做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天经地义该做的一些正常事情。如果他因此必须付出某种代价，那不是他的不幸，而是这个时代的不幸。（作家）

94刘苏里的看法：一直在索多玛城寻找义人，可我看到的是荒腔走板的“抓获”、关押和判决……基于正义之法，晓波无罪。我相信，晓波的“最后陈述”，绝不是知识人的最后陈述。（书评家）

93李劼的看法：本来以为，当局会判晓波一年，做个样子，让晓波回家过年。既息事宁人，又给自己找了台阶。没想到，竟然如此弱智。这个判决，丈量出了当局离人类共识和普世价值的距离有多远。至于进入互联网时代的言论自由，任何阻挡，都是徒劳的。（作家）

92、姚大力的看法：沉重的新年又一次昭示人们，没有独立的立法和司法，“加强法制”就可能成为滑向加强专制的轨道。这个制度体系因为加害一个勇敢地说出自己看法的人而再度颜面扫地。为了制止以“国家”名义粗暴地侵犯表达自由的个人权利，我们只能选择像刘小波一样，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元史学者）

91王小妮的看法：我们是大学同学呀。在那不平静的四年后这20多年里，我所看到的，总是个体的弱小和茫然……我是悲观的。（诗人）

90徐敬亚的看法：作为同班同学，我与晓波感同身受！我不甘心我们这一代人此生永远蒙在“因言获罪”的阴影之中。（诗评家）

89郭小林的看法：而当你归来的时候/海平面上升/淹没的是那些/古拉格岛屿（《怀晓波》）（诗人）

88朱日坤的看法：当权集团利用权力，公然违反道义、公理、法律去“宣判”刘晓波，所反映的只有当权者的虚弱和非法性。民智之开、民权之实终是迟早的事。这11年，就是他们给自己下的刑期。（纪录片工作者）

87何光沪的看法：正如富裕不能带来人生意义，经济增长也不能给社会生活带来意义。在一个义人无罪受难而不能救援的社会里，生活还叫人的生活吗？那些造成这种局面的人，应该思考一下这一切对于我们民族的道德影响。（宗教学学者）

86王东成的看法：刘晓波无罪。因言获罪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和耻辱。言论自由是一个民族的荣耀与尊严。（他自己主动将电话打到我手机上）（文学教授）

85郝建的看法：不知何时恋上刘晓波的。对刘晓波写的文章极欣赏，彻底门下走狗。对宪章完全同意，一个字都改不动。没想到，这次审判居然成了巨大的脱敏事件，人们纷纷对政府的任性和昏庸说话。（电影学学者）

84王一川电话里说，对他（指刘晓波）不了解，不想发表看法。（文学教授）

83韩少功电话里说，他知道刘晓波被判十一年的事情。现在不方便谈，一、两年之后会就这件事情写文章。（作家）

82牛汉的看法：编《中国》的时候，发表过晓波的文章，晓波非常敏感、聪明。对他的性格也有体验，在这个大体制下不会受到谅解。（诗人）

81李公明的看法：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的今天，还搞言论治罪这一套，无疑是历史的大倒退。小哈里·卡尔文的《美国的言论自由》（杰米·卡尔文编，李忠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6月）以对大量案例的分析说明应该管治的“暴力颠覆言论”只能仅限于那些能够直接导致具体的、明确的、迫在眉睫的、非法的伤害行为，也就是说，仅仅在理论上宣传暴力推翻政府的道德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言论必须受到保护（参见第253页）。最后，想起赫尔岑大致说过这样的话：惩罚抬高了我们的身份，使我们把监狱和流放当作自己的宝座。但愿赫尔岑所说的时代永远成为过去吧!（美术评论家）

80崔健（摇滚音乐人）：《有感》

情况比你我想像的更加复杂

现实比你我想像的更加残酷

要么我更加感性

要么我更加理性

我还是选择了后者

后者的代价是

将本可以感性释放的能量储存起来

在表态之后更具体地观察我们的生存环境

没有一个国度没有一段历史曾经是这样

我们没有前车之鉴没有对号入座的位置

创造就是从没办法到有办法

它永远是独立的

2020年也许是个好年头

在这之前我们每个人还能做点什么

79张显扬的看法：刘晓波博士因参与起草08宪章，被判有罪，获刑11年。此事使我想起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真正的警察国家是这样的，它认为，最好是悄悄地采取行动，而口头上鼓吹法治国家。”他显然没有估计到，现代警察国家也是“与时俱进”的，它认为，口头上鼓吹法治国家，行动上可以公然把宪法和法律都也踩在脚下。（哲学学者）

78范泓的看法：民国三十四年是甲申年，郭沫若以《甲申三百年祭》为题，将明末亡国的历史影射当时的时局，中共大为赞赏，国民政府以其社论反驳之，郭知道后一度大为恐慌，以为国民政府要惩治他。但国民政府则表态决不兴文字狱，只是唤起一般民众对政治阴谋的警惕而已。难道今天连那时都不如？对晓波的审判，无疑是一种倒行逆施，太可耻了！（历史学学者）

77胡泳的看法：第一，我们离文革、反右、反胡风很近；第二，我们离文明世界很远，仍然是一个野蛮国度。呼吁取消《刑法》第105条第2款这一臭名昭著的恶法，它既延续79年刑法反革命罪的思维，也延续中国古代的文字狱。（新闻学学者）

76郭世佑的看法：不觉得惊奇，但觉得遗憾，毕竟已经是21世纪了。（法律史学者）

75邵建的看法：毋宁说，这不是在审判刘晓波，而是在审判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现在却被公然审判。因此，这次审判是地地道道的“司法违宪”。（文学教授）

74景凯旋的看法：对刘晓波的审判显然是因言治罪，这是法治的倒退，感觉像是回到了文革，说明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离现代文明仍然很远。（文学教授）

73鲍昆的看法：实话说，我从来不喜欢刘晓波，对08宪章我也只是在网上粗略的看过，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是人说话的权利而已。但对刘因此而获刑却无法理解。在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刻，这绝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而是耻辱。文明的崛起，绝不仅是经济。（摄影家）

72陈村在电话里说：知道这件事情。没有看法。（作家）

71徐岱的看法：听到这个消息，我无法接受、不能相信，因为它的性质实在恶劣、野蛮和愚蠢。虽然我们的历史上有过人类最残酷暴政的记载，但在如今这个传说中已经“排名世界第三”的国0家，居然还发生如此荒唐的事情，这真的让人感到震惊、愤怒、恶心！（文学教授）

70朱正琳的看法：刘晓波是因言获罪。而我认为，不终止以言治罪，法治社会的建设就还没有开始。（哲学学者）

69樊百华的看法：我与晓波（们）曾出现过小范围争论，对更多相关现象也一直留心、思考着。我热切期待的是：晓波等友人的境况与中国民众苦难的解除，产生日益紧密的关联。在抗议晓波因言获罪的同时，依然需要在“共同底线”上作出无愧于“沉默民众”的努力，而不是在基本正义面前继续暧昧，甚至将民间抗暴、民众福利当作“暴民之恶”、“嫉妒之恶”加以否定。（历史学学者）

68洪晃的看法：认识晓波多年，有时候觉得他太能折腾。但是这次，他真的没折腾，任何一个公民，应该有权利要求国家对宪法里面的条文兑现，如果这是折腾，他是为了全国人民。所以，我们也应该为他折腾一下。（媒体人）

67丁学良的看法：刘晓波同志的悲剧在于晚生了半个世纪。因为他所说的那些话，如果放在1930年中期——1949年期间，他就一定是中共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战友，完全有可能成为49年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社会学学者）

66资中筠的看法：你问我怎么看，只能说公道自在人心。中国文字狱源远流长，而通向民主法治之道路阻且长。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使我感到深深的悲哀，想起两千年前贾谊所说：“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时至21世纪，却仍如此倒行逆施！（美国史学者）

65王晓明的看法：我没有签署零八宪章。如果用这种方式压制不同意见，我是肯定反对的。一个社会有不同看法很正常，而且应该推动不同看法得到充分自由的表达。历史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文学教授）

64何蜀的看法：2010年是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四十周年，当年那个运动中是将刘晓波这样的人统统枪毙的。四十年过去，枪毙改成了十一年徒刑。历史就是这样进步的吗？我甚至怀疑那些授意、主持这个审判的官员是不是故意在挖这座“柏林墙”的墙脚以加速其倒塌。（历史学学者）

63查建英的看法：所有認同言論自由的個人，2009聖誕夜，我們都是劉曉波。放棄劉曉波，意味着放棄我們自己。今天我們若肯放棄自己，明天我們的孩子們就有理由放棄我們——一群缺乏勇氣和尊嚴的前輩。（作家）

62万俊人的看法：我此前了解些许晓波的情况，近闻他被判入狱，非常吃惊。这不仅仅是晓波个人的遭遇问题，而是关乎如何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之大问题。值得关切和深思！（伦理学学者）

61岳建一的看法：作为21世纪中国公民，我为自己国家无视人类文明底线，因言治罪刘晓波先生，深感羞臊，不堪其耻。（学者）

60徐晓：晓波开庭之前，我对国保的警察说：如果因为《08宪章》而审判刘晓波，如果因为起诉书中所说的理由而重判刘晓波，作为宪章的签署者之一，请把我也抓进监狱。（作家）

59北岛的看法：因言治罪，让人再次感到一个古老帝国的阴影。我想起三十年前的一次类似的审判。我们是否能走出这帝国的阴影？让我感动的是刘晓波和刘霞之间的爱情，他们的爱远远超越了那自以为主宰他人命运的人的恨。（诗人）

58任剑涛的看法：国家以权力理性对待自己公民的权利理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国家不能以非理性的暴力对付公民，否则公民只会以同样的暴力对付国家！（政治学者）

57吴迪的看法：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殷鉴不远，在柏林墙倒之日。（电影史学者）

56耿占春的看法：无论是否能够接受刘晓波文章的观点，人们都不能接受一个人为此而入狱。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一个人本不会因几篇文章成为英雄，但他的因言获罪将使一段历史蒙上阴影。我的祖国啊：不要把那些敢于说话的孩子都关起来，这样你就会在心智上孱弱起来。我祈盼着你因宽容而强大。（文学教授）

55周枫的看法：之所以在刘晓波案上那么有恃无恐，而且还真有不少人拥护这种蛮横的专制，盖出于他们相信，道德上的罪恶可以通过诸如经济上的发展、国力的繁盛等来抵消。可是，中国人难道就生活得这么贱吗？道德感的丧失是中国人的最可悲之处，不过从刘晓波案上人们的反应看，我们还有救。（伦理学学者）

54朱健刚的看法：从党和政府的角度说一句，一个正在崛起的号称强大的国家，用这样严厉的手法来惩罚一个手无寸铁的年过半百的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的对手，这如果发生在1949年或许还可以理解，发生在2009年，那其实是自取其辱，反彰显出对手的强大。建议释放，只要不拿武器，任其言论，这样才彰显出国力强盛，党的仁慈。（人类学学者）

53李庆西的看法：金二胖绑架美国公民，向美国讨价还价，我们这里绑架自己的公民，与美国做交易。（作家）

52吴亮的故事：2006年一次不知道刘晓波已被监控，短信说我们可以在苏州见面。结果，给这个会议带来不小的麻烦。事后据酒店的服务员说，那天跟踪刘晓波的共有七个警服，严厉地要服务员交出我们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名单，把经理都吓坏了。这些事永远不会过去，无论我们将来会怎样评论它。（作家）

52艾晓明的看法：在为自由设置的铁蒺藜前，刘晓波以血肉之躯突进；十一年的判决，要活埋自由思考的精神。沉默就是容忍、合谋、戕害良知、断送希望，让子孙万代苟活于谎言。对不起，可能根本没有万代，我们早已自我了断。中国人，不说实话、至死不说直到喑哑，怎与那诞生了《卡廷》、《窃听风暴》等艺术作品的民族共存？（文学教授）

50陳宜中的看法: 一個經濟崛起的大國，如果連文字獄都無法免除，豈能不被世人嘲笑為政治道德的侏儒？可是中國人的眼界又豈能僅止於此？文化差異無所不在，但政治文明仍有高下之別。今後，我們該如何去除「低等政治文明」的國恥？（政治学学者）

49周保松的看法：我站在劉曉波先生這一邊。我希望，所有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讀書人，也站在這一邊，大家一起，彰顯另一邊的虛弱。（政治学学者）

48张宁的看法：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允许别人说话的社会，尽管可能说得不对，说得不入耳，此所谓“和而不同”吧；不让人说话，拿11年重刑向世人警示说话的代价，强力追求“和而又同”，只会使社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将社会危机的根子深深地埋下。（文学教授）

47王康的看法：我们的摩西不止一个，晓波是最近的一位。勿使我们的摩西太寂寞，中国才有望。这个信念属于刘晓波。（作家）

46老村的看法：刘晓波事件如果不是一个个例，那它就标志着我们曾经经历的“因言获罪”的时代实质上并没有结束，这事件，足够引起所有有觉悟的共和国公民的警觉。（作家）

45何怀宏的看法：“为什么一个经济总量将跻世界第二的大国还做这样的事情？难道它会被已经不当地禁锢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言论与思想“颠覆”？如果真的能，那它就还是太脆弱了。如果不能，请强大的政府展示自己的文明、自信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伦理学学者）

44邓晓芒的看法：倒行逆施,悲愤难消!一个人写了那么几句大白话,就要坐11年牢,这是什么时代?这是"文革"卷土重来!我曾说过,文革远没有过去,我们仍在文革中,看来不幸言中!（哲学学者）

43叶廷芳的看法：请共产党的主事者们回顾一下中外历史：当年迫害司马迁、孙膑，迫害伽利略、布鲁诺的那些人一个个都振振有词：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为了上帝的安宁……但经过历史的沉淀，司马迁、伽利略等人的文字闪闪发光，而振振有词的那些人如今安在？－－一个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文学史学者）

42卢跃刚的看法：我不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但是我同意其中的基本准则和愿景，我反对、厌恶以言获罪。我读了对刘晓波的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这让我想起了已经废除的“恶攻罪”和“反革命罪”。我不知道历史是倒退了，还是进步了？（记者）

41李大同的看法：这是一次中世纪的审判。暴露出来的，恰恰是审判者内心的恐惧—— 对思想和表达的恐惧。（记者）

40孙津的看法：晓波是个很聪慧敏感的人，做朋友尤其讲义气，但他似乎过于相信自认道德为善的良知的正确性。（孙津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致公党北京市副主委，与刘晓波博士同门、同届、同窗）

39张闳的看法：“在这个国家，一个正直的人唯一合适的去处就是监狱！”这是列夫·托尔斯泰说的。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谁更不自由？是正直的囚徒还是那些贼眉鼠眼的狱卒？在把晓波关进了有形的监狱的同时，他们也把自己关进了无形的精神监狱。依我看，真正苦闷和惶惶不安的是他们。（文学教授）

38劉青峰的看法：此時，我抄錄左拉的《我控訴》：「那份起诉书多么肤浅!一个人有可能因为它而被判有罪吗?如此恶劣着实令人震惊，我要求正直人士都要阅读它：当他们想到德雷福斯因为它而在魔鬼岛付出不相称的代价时，他们的心将因愤怒、反感而悸动。」（思想史学者）

37许纪霖的看法：在中国，人民币都可以开手铐，言论颠覆国家政权也就不奇怪。为了让海内外不明真相的围观者擦亮眼睛，我郑重要求：1，吸取当年批判“571工程纪要”的好经验，将大毒草“08宪章”公诸于众，作为反面教材教育人民；2，刘晓波胆敢上诉，像公审四人帮一样，二审全程向全球直播，让广大群众认清他的真实面目。（历史学学者）

36章立凡的看法：1.宪政民主是庄严的历史承诺，也是通过社会和解维系执政合法性的救赎通道。今年圣诞节，权力的傲慢与偏见再度堵死通道。2.历史上一再失信，当前经济、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全面倒退，社会冲突无解。3.丧失现实判断力，开历史倒车自杀。尽管我不热爱革命，但已确认脑残无救。（历史学学者）

35陈家琪的看法:请让我们看看罪证及那部宪章和宣判书,在未看到这些东西之前我们无话可说。（哲学学者）

34纪录片导演王我（《热闹》《外面》的作者）的看法：崔老师，我知道您可能拷问不到我，但我想说下我的看法：十一年不是某人的刑期，而是某些人的大限。（来自短信）

33刘擎的看法：此刻我打开《马恩全集》第1卷第78页：“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历史学学者）

32与张颐武通了电话，他表示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别的地方，比如小沈阳。我解释只是想听听周围人们的反应，他说“一点反应也没有”。（文学教授）

31与刘小枫通了电话，他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要在网上“看看再说”。（思想史学者）

30刘军宁的看法：不期望，不绝望！（政治学学者）

29吴思的看法：我赞成关于言论自由的各种观点，但我想做利害计算。老子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什么事做过分了，谁受损谁受益，就要反着算了。（历史学学者）

28雷颐的看法：反对以言治罪。这是国家文明程度高底的重要标准之一。（历史学学者）

27贾樟柯的看法：（关于刘晓波被判）这件事，很难理解，很受伤。是不是以后我们就不能为这个国家设想了？（电影导演）

26朱学勤的看法：“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这是文明共识，法治底线。以言治罪，置文明于何地？置宪法于何地？吁请最高法院介入，驳回此案，维护文明，维护宪法尊严。（历史学学者）

25黄纪苏的看法：刘晓波的政见我多不同意，以往彼此均无好话。但因言治罪不是好事，既不当也不智，不应再搞了。（作家）

24李银河的看法：在2010年即将来临之际，得到刘晓波被判的消息，感觉像是回到了1910年。（社会学学者）

23王晓渔的看法：我不会翻墙，没有在大陆媒体上看到报道。我坚信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因为几篇文章将在铁窗之内度过11年，是少数敌对势力制造的谣言。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国家，怎么可能允许这种违反法治的事情发生呢？希望广大善良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睁开眼睛，明辨是非，不要被谣言迷惑。（历史学学者）

22梁文道的看法：他們說劉曉波是「異見份子」；但什麼叫做「異見份子」呢？一個正常的社會本來就該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人人相異，何「異見份子」之有？此所以我在香港、台灣和美國等許多地方見到知識份子勇於自命「異見份子」，以誌其異；但在緬甸、伊朗和中國卻見到無奈被封的「異見份子」，幾成罪名。可見只准一種意見是正見的國家才會有劉曉波這種「異見份子」。（电视主持人）

21杜小真的看法：因为思想和提出问题而获罪，在今天只能解释为对思想言论自由这现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的亵渎和挑战。况且零八宪章，在没有签署的我看来完全是善意和建议性的，如果连这都不能容忍，真是太可悲了。我并不完全同意刘晓波的一些观点，但他发表观点的自由绝对应该受到保护。（哲学学者）

20郭于华的看法：08县长表达的是公民最基本和正当的权利要求，而且提倡以温和改良的方式推进社会进步，道出常识何罪之有？即使说的全然不对，也不可以因言获罪。判刘晓波有罪才是真正的颠覆国家政权（合法性）之罪，而且是对社会良知和人类文明的挑战。（社会学学者）

19贺卫方的看法：不久前，某海外传媒来电采访，问我对于Mr. Hsiao-po Liu的十一年之罚的看法。我没有好气地说：“我欲无言。”对方问：“难道说你不觉得十一年太重？”我反问：“难道说判三年就适当了么？对于根本无罪者，一天都太重，一天之罚都是冤狱。再说，你真以为他会在牢里服满十一年？”（法学学者）

18余英时的看法：1989以来，刘晓波先后入狱三次。这次竟将长至11年。但他入狱，一次比一次光荣，这次最光荣。中国史上恰好有一个光辉先例，那便是一千年来受人尊敬的范仲淹，一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在政府猛烈批评朝政，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一生被贬放三次。一次送行，朋友们说：“此行极光。”第二次大家说：“此行亦光。”最后一次说：“此行尤光。”他笑答道：“仲淹前后三光矣。”这便是今天我们的刘晓波。（历史学学者）

17胡杰的看法：社会已经如此开放，言论自由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对待）谭作人到刘晓波，怎么还会出现如此荒唐、倒退的现象？（纪录片导演）

16莫言：作家莫言同意将他的这句话放在这里：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作家）

15丁东的看法：文章自古多奇狱，又添十一载；思想从来要自由，何止零八年。——圣诞中国（历史学学者）

14汪晖来信：谢谢来信和电话。我不赞成刘晓波的许多观点，但反对任何以言治罪的方式。我会关注此事的发展，在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表达我的看法。（思想史学者）

13钱理群的看法：不一定同意刘晓波的所有观点和做法，这是另一回事；但刘晓波属于平和、理性的批评者，对他都要判刑，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觉得很难接受。（文学教授）

12乐黛云的看法：一，看过零八宪章，觉得其中没有颠覆国家的想法，是希望改善；二、零八宪章是一个讨论，如果一个讨论也要定罪，是违背宪法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三、如果（弄得）大家都不敢说话，国家还怎么改善？（文学教授）

11崔卫平的看法：一，08宪章是在现有宪法框架之内，是在邓小平先生政治改革的框架之内；二，当人们不再感到恐惧，继续关押刘晓波已经没有意义。三、这是一场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怎么能判处一个人的思想是有罪的？（作家）

10袁伟时的看法：二十一世纪了，还以言获罪，侵犯公民权利，亵渎文明，又一次往中国脸上擦黑！当局认定的罪犯刘晓波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鸿沟如此巨大，执政者如何面对？（历史学学者）

9章诒和的看法：1968年，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09年，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我们都是因言获罪，前后相距四十一载。这种状况不得不使人怀疑：我们的制度，到底改善了多少？我们的社会，究竟进步了没有？（作家）

8徐贲的看法：一个中国公民以宪法给他的权利，善意地对国家政治表达自己的看法，却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感到难以置信。中国是一个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中国要在国际上崛起，必须建立良好的言行一致的信誉。从许多国家对此事的报道来看，这是一件使中国信誉受到损害的事情。（文学教授）

7徐友渔的看法：宣判刘晓波，罪名中有零八宪章。宪章重申联合国人权宣言，因此宣判是对人类大家庭公认的文明准则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现存宪法的挑战，因为该宪法载明了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说到底，是对中国人民和人类良知的挑战。（哲学学者）

6秦晖的看法：现在还搞因言治罪那一套，真是太可悲了。我不是宪章的签名者，但我懂得“不赞成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的道理，我坚决反对对刘晓波搞文字狱。（历史学学者）

25日宣判之前24日晚间的访问：

5诗人芒克称自己与刘晓波“是非常好的朋友，在一起都挺愉快的。从来也不认为他做错什么事情。”在听说了晓波的近况后，芒克说“但愿他明天没有什么事。”

4刘晓波八十年代的朋友、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回忆，当年黑马刘晓波明明认识刘再复，当面却假装说不认识。但他同时说，对于刘晓波近年来的思想发展，越来越认同，觉得他越来越结实。在中国目前语境中，刘晓波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担当和理性。

3原北师大教授、鲁迅专家王富仁教授今天仍视刘晓波为“朋友”，尽管许多观点不相同。王教授听说晓波近况之后，说：“人在思想上应该是有自由的，在行动上应该是有限制的。思想自由是不能干涉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直没有解决。

2刘晓波同学念博士的导师之一、北师大教授童庆炳先生，听说刘晓波近况之后，想对晓波说：希望晓波“珍重”。“毕竟有过一段师生情谊，希望他珍重。”

1钱理群先生刚才在电话里说，比起八十年代，刘晓波写的文章越来越理性了。他对晓波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六·四的表现，二是坚守国内。钱先生“不觉得刘晓波有什么罪。”

我们不放弃（至1月7日）

Thu, 07 Jan 2010 14:28:00 GMT

123已与舒婷（诗人）通了电话，她言从来不接受采访，也不愿意因此而破例。

122哈维尔的看法：当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良知采取行动时，当公民和平地相互结社、讨论和表达他们对社会将来发展的关心与观点时，根本就不存在颠覆国家安全。相反，当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允许自由地采取行动、结社、思考与表达时，这个国家未来的财富和精神就会被破坏。

120严力的看法：大家都知道晓波的可贵在于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生命的价值，文字的价值。

可那是十一年的刑期啊！在二十一世纪还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承认他的价值，真够封建无耻的。（诗人）

115陈东东的看法：这个宣判太正常了，没有震惊，没有期待，在预料之中，就像蹩脚的盗版黑帮片（诗人）。

104张耳的看法：我们必须讲话，为了刘晓波的自由，更为了我们自己的尊严。好嘛，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整个被扇了一个耳光。（诗人）

103梁和平（摇滚音乐人）的歌：盛世已经来临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大地震把罪恶通通掩埋一清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奥运开幕式让世界大擦眼镜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太空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金融危机把个西方搅个不宁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戒严中确保了六十大庆阅兵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新疆西藏的动乱早已被摆平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网络的公开让黑暗变的透明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新闻媒体终于有了一致口径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贪污受贿的份子跌入了陷阱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为了利益中国人不在乎生命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天安门广场从未这么的安静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刘晓波有话只能说给犯人听

101刘志琴的看法：宣判刘晓波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的国号。（近代史学者）

99王力雄的看法：希望这11年中会有其他的变化。对刘晓波和所有政治犯最有效的支持，是尽快改变这个社会，解放所有的人。（作家）

98梁晓燕的看法：刘晓波宣判一事，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楚，三十年来，这个国家什么变了，什么根本就没变，也根本不想变。（编辑）

91王小妮的看法：我们是大学同学呀。在那不平静的四年后这20多年里，我所看到的，总是个体的弱小和茫然……我是悲观的。（诗人）

90徐敬亚的看法：作为同班同学，我与晓波感同身受！我不甘心我们这一代人此生永远蒙在“因言获罪”的阴影之中。（诗评家）

89郭小林的看法：而当你归来的时候/海平面上升/淹没的是那些/古拉格岛屿（《怀晓波》）（诗人）

84王一川电话里说，对他（指刘晓波）不了解，不想发表看法。（文学教授）

83韩少功电话里说，他知道刘晓波被判十一年的事情。现在不方便谈，一、两年之后会就这件事情写文章。（作家）

82牛汉的看法：编《中国》的时候，发表过晓波的文章，晓波非常敏感、聪明。对他的性格也有体验，在这个大体制下不会受到谅解。（诗人）

80崔健（摇滚音乐人）：《有感》

情况比你我想像的更加复杂

现实比你我想像的更加残酷

要么我更加感性

要么我更加理性

我还是选择了后者

后者的代价是

将本可以感性释放的能量储存起来

在表态之后更具体地观察我们的生存环境

没有一个国度没有一段历史曾经是这样

我们没有前车之鉴没有对号入座的位置

创造就是从没办法到有办法

它永远是独立的

2020年也许是个好年头

在这之前我们每个人还能做点什么

76郭世佑的看法：不觉得惊奇，但觉得遗憾，毕竟已经是21世纪了。（法律史学者）

72陈村在电话里说：知道这件事情。没有看法。（作家）

70朱正琳的看法：刘晓波是因言获罪。而我认为，不终止以言治罪，法治社会的建设就还没有开始。（哲学学者）

61岳建一的看法：作为21世纪中国公民，我为自己国家无视人类文明底线，因言治罪刘晓波先生，深感羞臊，不堪其耻。（学者）

57吴迪的看法：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殷鉴不远，在柏林墙倒之日。（电影史学者）

53李庆西的看法：金二胖绑架美国公民，向美国讨价还价，我们这里绑架自己的公民，与美国做交易。（作家）

47王康的看法：我们的摩西不止一个，晓波是最近的一位。勿使我们的摩西太寂寞，中国才有望。这个信念属于刘晓波。（作家）

41李大同的看法：这是一次中世纪的审判。暴露出来的，恰恰是审判者内心的恐惧—— 对思想和表达的恐惧。（记者）

35陈家琪的看法:请让我们看看罪证及那部宪章和宣判书,在未看到这些东西之前我们无话可说。（哲学学者）

32与张颐武通了电话，他表示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别的地方，比如小沈阳。我解释只是想听听周围人们的反应，他说“一点反应也没有”。（文学教授）

31与刘小枫通了电话，他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要在网上“看看再说”。（思想史学者）

30刘军宁的看法：不期望，不绝望！（政治学学者）

28雷颐的看法：反对以言治罪。这是国家文明程度高底的重要标准之一。（历史学学者）

27贾樟柯的看法：（关于刘晓波被判）这件事，很难理解，很受伤。是不是以后我们就不能为这个国家设想了？（电影导演）

25黄纪苏的看法：刘晓波的政见我多不同意，以往彼此均无好话。但因言治罪不是好事，既不当也不智，不应再搞了。（作家）

24李银河的看法：在2010年即将来临之际，得到刘晓波被判的消息，感觉像是回到了1910年。（社会学学者）

16莫言：作家莫言同意将他的这句话放在这里：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作家）

15丁东的看法：文章自古多奇狱，又添十一载；思想从来要自由，何止零八年。——圣诞中国（历史学学者）

25日宣判之前24日晚间的访问：

我们不放弃

Wed, 30 Dec 2009 16:23:00 GMT

（2009年1月6日，待补充）

116陈东东的看法：这个宣判太正常了，没有震惊，没有期待，在预料之中，就像蹩脚的盗版黑帮片。

115陈力川的看法：刘晓波因言获罪再一次证明，一个国家的宪法不足以保证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我想到康德的一句话，大意是：深奥的智慧之令人赞叹不仅在于她向人们揭示什么，也在于她拒绝向人们揭示什么。这句话值得统治者深思。另外，有几位作家对刘晓波事件的反应，其令人惊讶的程度不亚于刘晓波被判刑。失去良心的作家用什么写作呢？

114冯克利的看法：关于刘晓波的遭遇，我只想说，断了对手的言路，其实也就断了自己的生路；不明白这一点道理的政治，终归是没有前途的政治。

113杨小滨的看法：一个建立在铲除异己思想之基础上的“和谐社会”是可耻、虚伪的。“和谐”的要义首先是对不和谐的容忍。正如我未必赞同刘晓波的政见，但我为他声援。否则，他的命运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112朱伟的看法：刘晓波被判的事情，存在信息公开的问题。信息公开是一个大国的气度，是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尺。

111张思之的看法：读刘案，问苍天：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党，许诺国人言者无罪，实施宪政，申明“言信、行果”，信誓旦旦，何以化为花言巧语，唯余空言？也曾宣示信奉人民民主，四大自由，何以在在违反？无奈之余，敢向为大众争民主而甘愿牺牲个人自由的志士表达我
心中礼赞！

109魏海田的看法：作为晓波的大学同学，我一直为他而感到自豪，也为自己没能站出来和他一起对抗暴政而感到羞愧，我从现在开始，要和他站在一起。

108张嘉谚的看法：都互联网时代了，敢为天下先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身上碰壁，借用茨威格一个比喻，简直是苍蝇撼大象！是好玩儿？好笑？竟如此惊心动魄！

107程青松的看法 1989年5月35日;2009年12月24日;都与刘晓波有关，这之后的11年，所有日子与我们有关。刘晓波即自由。人人可以用心爱上刘晓波。你可以闯进我的房间，但是你无法闯进我的心里面。

106阎克文的看法：能决定并操作这样一场审判，且不管其价值主张和法理依据是否出自正常人的头脑，仅仅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也堪称智力发育水平极度低下的不朽证明，令人不得不怀疑上帝正在让一部分人先疯起来。

104张耳的看法：我们必须讲话，为了刘晓波的自由，更为了我们自己的尊严。好嘛，全世界的知识分子整个被扇了一个耳光。

103梁和平的歌：盛世已经来临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大地震把罪恶通通掩埋一清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奥运开幕式让世界大擦眼镜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太空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金融危机把个西方搅个不宁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戒严中确保了六十大庆阅兵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新疆西藏的动乱早已被摆平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网络的公开让黑暗变的透明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新闻媒体终于有了一致口径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贪污受贿的份子跌入了陷阱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为了利益中国人不在乎生命

啊盛世已经来临

看天安门广场从未这么的安静

啊盛世已经来临

瞧刘晓波有话只能说给犯人听

102范美忠的看法：言论自由是《联合国人权宣言》保障的四大自由之一。刘晓波被抓捕不是他一个人在遭受苦难，也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有一天也可能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声援刘晓波也是维护我们自身的人权。人权不是乞求来的，唯有抗争。

101刘志琴的看法：宣判刘晓波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的国号。

100周国平的看法：我未必喜欢刘晓波其人，也未必赞同他的许多观点，但是，他仅因言论而被定罪和重判，这仍使我感到震惊。我相信，这种震惊是超越于个人好恶和观点异同的，是每个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有常识的中国人的共感。

99王力雄的看法：希望这11年中会有其他的变化。对刘晓波和所有政治犯最有效的支持，是尽快改变这个社会，解放所有的人。

98梁晓燕的看法：刘晓波宣判一事，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楚，三十年来，这个国家什么变了，什么根本就没变，也根本不想变。

97唐晓渡的看法：审判刘晓波（更不必说课以如此重刑）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受其保护的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公然羞辱。不唯可耻，而且愚蠢。吁请执法部门遵循“依法治国”的既定国策和执政党“有错必纠”的优良传统立即改正。

95胡发云的看法：晓波是一个真实的人，为了真实，连幸福和安全都可以失去。从我读过他的文字看来，他只是做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天经地义该做的一些正常事情。如果他因此必须付出某种代价，那不是他的不幸，而是这个时代的不幸。

94刘苏里的看法：一直在索多玛城寻找义人，可我看到的是荒腔走板的“抓获”、关押和判决……基于正义之法，晓波无罪。我相信，晓波的“最后陈述”，绝不是知识人的最后陈述。

93李劼的看法：本来以为，当局会判晓波一年，做个样子，让晓波回家过年。既息事宁人，又给自己找了台阶。没想到，竟然如此弱智。这个判决，丈量出了当局离人类共识和普世价值的距离有多远。至于进入互联网时代的言论自由，任何阻挡，都是徒劳的。

92姚大力的看法：沉重的新年又一次昭示人们，没有独立的立法和司法，“加强法制”就可能成为滑向加强专制的轨道。这个制度体系因为加害一个勇敢地说出自己看法的人而再度颜面扫地。为了制止以“国家”名义粗暴地侵犯表达自由的个人权利，我们只能选择像刘小波一样，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91王小妮的看法：我们是大学同学呀。在那不平静的四年后这20多年里，我所看到的，总是个体的弱小和茫然……我是悲观的。

90徐敬亚的看法：作为同班同学，我与晓波感同身受！我不甘心我们这一代人此生永远蒙在“因言获罪”的阴影之中。

89郭小林的看法：而当你归来的时候/海平面上升/淹没的是那些/古拉格岛屿（《怀晓波》）

87何光沪的看法：正如富裕不能带来人生意义，经济增长也不能给社会生活带来意义。在一个义人无罪受难而不能救援的社会里，生活还叫人的生活吗？那些造成这种局面的人，应该思考一下这一切对于我们民族的道德影响。

86王东成的看法：刘晓波无罪。因言获罪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和耻辱。言论自由是一个民族的荣耀与尊严。（他自己主动将电话打到我手机上）

85郝建的看法：不知何时恋上刘晓波的。对刘晓波写的文章极欣赏，彻底门下走狗。对宪章完全同意，一个字都改不动。没想到，这次审判居然成了巨大的脱敏事件，人们纷纷对政府的任性和昏庸说话。

84王一川电话里说，对他（指刘晓波）不了解，不想发表看法。

83韩少功电话里说，他知道刘晓波被判十一年的事情。现在不方便谈，一、两年之后会就这件事情写文章。

82牛汉的看法：编《中国》的时候，发表过晓波的文章，晓波非常敏感、聪明。对他的性格也有体验，在这个大体制下不会受到谅解。

80崔健：《有感》

情况比你我想像的更加复杂

现实比你我想像的更加残酷

要么我更加感性

要么我更加理性

我还是选择了后者

后者的代价是

将本可以感性释放的能量储存起来

在表态之后更具体地观察我们的生存环境

没有一个国度没有一段历史曾经是这样

我们没有前车之鉴没有对号入座的位置

创造就是从没办法到有办法

它永远是独立的

2020年也许是个好年头

在这之前我们每个人还能做点什么

77胡泳的看法：第一，我们离文革、反右、反胡风很近；第二，我们离文明世界很远，仍然是一个野蛮国度。呼吁取消《刑法》第105条第2款这一臭名昭著的恶法，它既延续79年刑法反革命罪的思维，也延续中国古代的文字狱。

76郭世佑的看法：不觉得惊奇，但觉得遗憾，毕竟已经是21世纪了

75邵建的看法：毋宁说，这不是在审判刘晓波，而是在审判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现在却被公然审判。因此，这次审判是地地道道的“司法违宪”。

74景凯旋的看法：对刘晓波的审判显然是因言治罪，这是法治的倒退，感觉像是回到了文革，说明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离现代文明仍然很远。

73鲍昆的看法：实话说，我从来不喜欢刘晓波，对08宪章我也只是在网上粗略的看过，没觉得有什么了不得的，不过是人说话的权利而已。但对刘因此而获刑却无法理解。在一个大国崛起的时刻，这绝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而是耻辱。文明的崛起，绝不仅是经济。

72陈村在电话里说：知道这件事情。没有看法。

71徐岱的看法：听到这个消息，我无法接受、不能相信，因为它的性质实在恶劣、野蛮和愚蠢。虽然我们的历史上有过人类最残酷暴政的记载，但在如今这个传说中已经“排名世界第三”的国0家，居然还发生如此荒唐的事情，这真的让人感到震惊、愤怒、恶心！

70朱正琳的看法：刘晓波是因言获罪。而我认为，不终止以言治罪，法治社会的建设就还没有开始。

68洪晃的看法：认识晓波多年，有时候觉得他太能折腾。但是这次，他真的没折腾，任何一个公民，应该有权利要求国家对宪法里面的条文兑现，如果这是折腾，他是为了全国人民。所以，我们也应该为他折腾一下。

67丁学良的看法：刘晓波同志的悲剧在于晚生了半个世纪。因为他所说的那些话，如果放在1930年中期——1949年期间，他就一定是中共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战友，完全有可能成为49年后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

66资中筠的看法：你问我怎么看，只能说公道自在人心。中国文字狱源远流长，而通向民主法治之道路阻且长。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使我感到深深的悲哀，想起两千年前贾谊所说：“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时至21世纪，却仍如此倒行逆施！

65王晓明的看法：我没有签署零八宪章。如果用这种方式压制不同意见，我是肯定反对的。一个社会有不同看法很正常，而且应该推动不同看法得到充分自由的表达。历史在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

64何蜀的看法：2010年是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四十周年，当年那个运动中是将刘晓波这样的人统统枪毙的。四十年过去，枪毙改成了十一年徒刑。历史就是这样进步的吗？我甚至怀疑那些授意、主持这个审判的官员是不是故意在挖这座“柏林墙”的墙脚以加速其倒塌。

63查建英的看法：所有認同言論自由的個人，2009聖誕夜，我們都是劉曉波。放棄劉曉波，意味着放棄我們自己。今天我們若肯放棄自己，明天我們的孩子們就有理由放棄我們——一群缺乏勇氣和尊嚴的前輩。

62万俊人的看法：我此前了解些许晓波的情况，近闻他被判入狱，非常吃惊。这不仅仅是晓波个人的遭遇问题，而是关乎如何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之大问题。值得关切和深思！

61岳建一的看法：作为21世纪中国公民，我为自己国家无视人类文明底线，因言治罪刘晓波先生，深感羞臊，不堪其耻。

60徐晓：晓波开庭之前，我对国保的警察说：如果因为《08宪章》而审判刘晓波，如果因为起诉书中所说的理由而重判刘晓波，作为宪章的签署者之一，请把我也抓进监狱。

59北岛的看法：因言治罪，让人再次感到一个古老帝国的阴影。我想起三十年前的一次类似的审判。我们是否能走出这帝国的阴影？让我感动的是刘晓波和刘霞之间的爱情，他们的爱远远超越了那自以为主宰他人命运的人的恨。

58任剑涛的看法：国家以权力理性对待自己公民的权利理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国家不能以非理性的暴力对付公民，否则公民只会以同样的暴力对付国家！

57吴迪的看法：防民之口，胜于防川。殷鉴不远，在柏林墙倒之日。

56耿占春的看法：无论是否能够接受刘晓波文章的观点，人们都不能接受一个人为此而入狱。这是一种普遍的看法。一个人本不会因几篇文章成为英雄，但他的因言获罪将使一段历史蒙上阴影。我的祖国啊：不要把那些敢于说话的孩子都关起来，这样你就会在心智上孱弱起来。我祈盼着你因宽容而强大。

55周枫的看法：之所以在刘晓波案上那么有恃无恐，而且还真有不少人拥护这种蛮横的专制，盖出于他们相信，道德上的罪恶可以通过诸如经济上的发展、国力的繁盛等来抵消。可是，中国人难道就生活得这么贱吗？道德感的丧失是中国人的最可悲之处，不过从刘晓波案上人们的反应看，我们还有救。

53李庆西的看法：金二胖绑架美国公民，向美国讨价还价，我们这里绑架自己的公民，与美国做交易。

52吴亮的故事：2006年一次不知道刘晓波已被监控，短信说我们可以在苏州见面。结果，给这个会议带来不小的麻烦。事后据酒店的服务员说，那天跟踪刘晓波的共有七个警服，严厉地要服务员交出我们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名单，把经理都吓坏了。这些事永远不会过去，无论我们将来会怎样评论它。

52艾晓明）的看法：在为自由设置的铁蒺藜前，刘晓波以血肉之躯突进；十一年的判决，要活埋自由思考的精神。沉默就是容忍、合谋、戕害良知、断送希望，让子孙万代苟活于谎言。对不起，可能根本没有万代，我们早已自我了断。中国人，不说实话、至死不说直到喑哑，怎与那诞生了《卡廷》、《窃听风暴》等艺术作品的民族共存？

50陳宜中的看法: 一個經濟崛起的大國，如果連文字獄都無法免除，豈能不被世人嘲笑為政治道德的侏儒？可是中國人的眼界又豈能僅止於此？文化差異無所不在，但政治文明仍有高下之別。今後，我們該如何去除「低等政治文明」的國恥？

49周保松的看法：我站在劉曉波先生這一邊。我希望，所有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讀書人，也站在這一邊，大家一起，彰顯另一邊的虛弱。

48张宁的看法：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允许别人说话的社会，尽管可能说得不对，说得不入耳，此所谓“和而不同”吧；不让人说话，拿11年重刑向世人警示说话的代价，强力追求“和而又同”，只会使社会受到更大的伤害，将社会危机的根子深深地埋下。

47王康的看法：我们的摩西不止一个，晓波是最近的一位。勿使我们的摩西太寂寞，中国才有望。这个信念属于刘晓波。

46老村的看法：刘晓波事件如果不是一个个例，那它就标志着我们曾经经历的“因言获罪”的时代实质上并没有结束，这事件，足够引起所有有觉悟的共和国公民的警觉。

45何怀宏的看法：“为什么一个经济总量将跻世界第二的大国还做这样的事情？难道它会被已经不当地禁锢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言论与思想“颠覆”？如果真的能，那它就还是太脆弱了。如果不能，请强大的政府展示自己的文明、自信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

44邓晓芒的看法：倒行逆施,悲愤难消!一个人写了那么几句大白话,就要坐11年牢,这是什么时代?这是"文革"卷土重来!我曾说过,文革远没有过去,我们仍在文革中,看来不幸言中!

43叶廷芳的看法：请共产党的主事者们回顾一下中外历史：当年迫害司马迁、孙膑，迫害伽利略、布鲁诺的那些人一个个都振振有词：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为了上帝的安宁……但经过历史的沉淀，司马迁、伽利略等人的文字闪闪发光，而振振有词的那些人如今安在？－－一个个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42卢跃刚的看法：我不是零八宪章的签署者，但是我同意其中的基本准则和愿景，我反对、厌恶以言获罪。我读了对刘晓波的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这让我想起了已经废除的“恶攻罪”和“反革命罪”。我不知道历史是倒退了，还是进步了？

41李大同的看法：这是一次中世纪的审判。暴露出来的，恰恰是审判者内心的恐惧—— 对思想和表达的恐惧。

39张闳的看法：“在这个国家，一个正直的人唯一合适的去处就是监狱！”这是列夫·托尔斯泰说的。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谁更不自由？是正直的囚徒还是那些贼眉鼠眼的狱卒？在把晓波关进了有形的监狱的同时，他们也把自己关进了无形的精神监狱。依我看，真正苦闷和惶惶不安的是他们。

38劉青峰的看法：此時，我抄錄左拉的《我控訴》：「那份起诉书多么肤浅!一个人有可能因为它而被判有罪吗?如此恶劣着实令人震惊，我要求正直人士都要阅读它：当他们想到德雷福斯因为它而在魔鬼岛付出不相称的代价时，他们的心将因愤怒、反感而悸动。」

36章立凡的看法：1.宪政民主是庄严的历史承诺，也是通过社会和解维系执政合法性的救赎通道。今年圣诞节，权力的傲慢与偏见再度堵死通道。2.历史上一再失信，当前经济、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全面倒退，社会冲突无解。3.丧失现实判断力，开历史倒车自杀。尽管我不热爱革命，但已确认脑残无救。

35陈家琪的看法:请让我们看看罪证及那部宪章和宣判书,在未看到这些东西之前我们无话可说。

33刘擎的看法：此刻我打开《马恩全集》第1卷第78页：“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

32与张颐武先生通了电话，他表示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别的地方，比如小沈阳。我解释只是想听听周围人们的反应，他说“一点反应也没有”。

31与刘小枫先生通了电话，他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要在网上“看看再说”。

30刘军宁的看法：不期望，不绝望！

29吴思的看法：我赞成关于言论自由的各种观点，但我想做利害计算。老子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什么事做过分了，谁受损谁受益，就要反着算了。

28雷颐的看法：反对以言治罪。这是国家文明程度高底的重要标准之一。

27贾樟柯的看法：（关于刘晓波被判）这件事，很难理解，很受伤。是不是以后我们就不能为这个国家设想了？

26朱学勤的看法：“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这是文明共识，法治底线。以言治罪，置文明于何地？置宪法于何地？吁请最高法院介入，驳回此案，维护文明，维护宪法尊严。

25黄纪苏的看法：刘晓波的政见我多不同意，以往彼此均无好话。但因言治罪不是好事，既不当也不智，不应再搞了。

24李银河的看法：在2010年即将来临之际，得到刘晓波被判的消息，感觉像是回到了1910年。

23王晓渔的看法：我不会翻墙，没有在大陆媒体上看到报道。我坚信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因为几篇文章将在铁窗之内度过11年，是少数敌对势力制造的谣言。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国家，怎么可能允许这种违反法治的事情发生呢？希望广大善良的不明真相的群众，睁开眼睛，明辨是非，不要被谣言迷惑。

21杜小真的看法：因为思想和提出问题而获罪，在今天只能解释为对思想言论自由这现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公民权利的亵渎和挑战。况且零八宪章，在没有签署的我看来完全是善意和建议性的，如果连这都不能容忍，真是太可悲了。我并不完全同意刘晓波的一些观点，但他发表观点的自由绝对应该受到保护。

20郭于华的看法：08县长表达的是公民最基本和正当的权利要求，而且提倡以温和改良的方式推进社会进步，道出常识何罪之有？即使说的全然不对，也不可以因言获罪。判刘晓波有罪才是真正的颠覆国家政权（合法性）之罪，而且是对社会良知和人类文明的挑战。

19贺卫方的看法：不久前，某海外传媒来电采访，问我对于Mr. Hsiao-po Liu的十一年之罚的看法。我没有好气地说：“我欲无言。”对方问：“难道说你不觉得十一年太重？”我反问：“难道说判三年就适当了么？对于根本无罪者，一天都太重，一天之罚都是冤狱。再说，你真以为他会在牢里服满十一年？”

17胡杰的看法：社会已经如此开放，言论自由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对待）谭作人到刘晓波，怎么还会出现如此荒唐、倒退的现象？

16莫言：作家莫言同意将他的这句话放在这里：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

15丁东的看法：文章自古多奇狱，又添十一载；思想从来要自由，何止零八年。——圣诞中国

14汪晖先生来信：谢谢来信和电话。我不赞成刘晓波的许多观点，但反对任何以言治罪的方式。我会关注此事的发展，在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后，表达我的看法。

13钱理群的看法：不一定同意刘晓波的所有观点和做法，这是另一回事；但刘晓波属于平和、理性的批评者，对他都要判刑，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觉得很难接受。

12乐黛云的看法：一，看过零八宪章，觉得其中没有颠覆国家的想法，是希望改善；二、零八宪章是一个讨论，如果一个讨论也要定罪，是违背宪法的，不能让人心服口服；三、如果（弄得）大家都不敢说话，国家还怎么改善？

11崔卫平的看法：一，08宪章是在现有宪法框架之内，是在邓小平先生政治改革的框架之内；二，当人们不再感到恐惧，继续关押刘晓波已经没有意义。三、这是一场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怎么能判处一个人的思想是有罪的？

10袁伟时的看法：二十一世纪了，还以言获罪，侵犯公民权利，亵渎文明，又一次往中国脸上擦黑！当局认定的罪犯刘晓波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鸿沟如此巨大，执政者如何面对？

9章诒和的看法：1968年，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2009年，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我们都是因言获罪，前后相距四十一载。这种状况不得不使人怀疑：我们的制度，到底改善了多少？我们的社会，究竟进步了没有？

8徐贲的看法：一个中国公民以宪法给他的权利，善意地对国家政治表达自己的看法，却受到如此严厉的惩罚，感到难以置信。中国是一个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中国要在国际上崛起，必须建立良好的言行一致的信誉。从许多国家对此事的报道来看，这是一件使中国信誉受到损害的事情。

7徐友渔的看法：宣判刘晓波，罪名中有零八宪章。宪章重申联合国人权宣言，因此宣判是对人类大家庭公认的文明准则的挑战，也是对中国现存宪法的挑战，因为该宪法载明了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说到底，是对中国人民和人类良知的挑战。

6秦晖的看法：现在还搞因言治罪那一套，真是太可悲了。我不是宪章的签名者，但我懂得“不赞成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的道理，我坚决反对对刘晓波搞文字狱。

25日宣判之前24日晚间的访问：

只是问问而已

Tue, 29 Dec 2009 04:42:57 GMT

询问知识分子同行对于刘晓波被重判十一年的做法，绝不是“拷问”知识分子的良心，言“拷问”太重了。只是想知道他们的看法而已，想知道人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怎么想的，而一般人们也没有渠道公开这些想法。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而且我知道这样做，自己是有“原罪”的。将人们从自己原本的轨道中拉出来，离开日常生活的光线，来面对这么一个晦涩的问题，在我本人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心里很有些过不去。我平时决不做这种事情。但有的时候，生活的链条断裂了，比如晓波被判重刑，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得不背负起这个断裂，也背负起自己的“原罪”。

这个做法，也是继承先贤孔子的传统。孔子曰：诗可以“兴、观、群、怨”，其中的“观”，就是让人们可以从诗中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于是这位老先生将三百篇诗歌放在了一起。我将这许多知识分子的看法放在一起，也是提供一个可以“观”的视野。

向所有接受我访问的人们表示敬意。

“和谐号”影像——《老妈蹄花》

Thu, 24 Dec 2009 05:21:24 GMT

与一般的纪录片不一样，拍摄《老妈蹄花》，并不是奔着要完成一个纪录片的目的。拍摄的行为，与艾未未工作室其他的影像一样，首先只是一个记录。将自己所做的事情，所看见和遇到的情况，随时记录下来，这是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个习惯响应了这个时代飞速发展的影像技术。事到如今，传统的文字，仅仅是书写及传播的形式之一。

换句话说，当艾未未一行人从北京前往成都，于8月11日晚住进安逸旅馆，是为了另外一桩更加重要的事情，比较起来，这件事情是第一性的，拍摄是第二性的，前者要大于后者。

艾未未这样解释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被关押的汶川地震遇难学生调查者、四川环保人士谭作人先生的开庭作证，因为艾先生和他的公民志愿者也为调查遇难学生名单做了大量调查，他将会证明谭先生的调查是有大量事实根据的，他相信谭先生是无辜的。

因此，作为纪录片，《老妈蹄花》十分依赖于被拍摄的这个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本身不是独立的，而是从属于所发生的事情。

当然，所有纪录片都不同程度上依赖被拍摄对象，依赖他们眼前所看见和遇到的。但是一般来说，拍摄者对于其拍摄对象不是完全心中无数，他们或许已经勘察过所要拍摄的场所和人员，而且已经获得某些模糊的了解，才决定将举起拍摄机器对着他们。新闻纪录片则另当别论。

对于《老妈蹄花》来说，情况显然有别。艾未未一趟人将会遇到什么，别人将会如何对待他们，而他们自己将如何应付，过程如何，结果如何，这些都是无法事先预知的。作为浦志强律师邀请的证人，艾未未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出席8月12日上午的庭审。在这些人的前方，一切显得扑朔迷离。

将自己放到某个未知的情境中去，随时准备迎接意料不到的局面，承受其中的巨大压力，这既是行动的冒险精神，也是艺术的精神。比起传统艺术以怡情养性为主，现代艺术加进了好奇、探索、历险这样的精神元素。艺术不再是跟在现实后面，它本身便能够提供一个新的事件，从而昭示某个前景。

有人还是先行了一步。抵达成都的当天晚上，艾未未及同行的音乐家左小祖咒等一干人，与成都时事评论家冉云飞在一个叫做“老妈蹄花”的饭馆喝酒言欢时，一辆白色轿车已经守候在侧。碰到这种情况，一般人也许会躲，当作没看见，而艾未未则不假思索地上前询问。结果，这辆车十分留恋地徐徐离开。艾未未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他在明处，越公开他越有力量。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套用一句流行语，叫做“地球人都知道”。凌晨三点来钟，有人拍打、撞击艾未未的房间，称自己是“警察”。艾未未问“我怎么知道你是警察？”对方答道，通过房门上的“猫眼”可以看到”。艾未未说：“我为什么要看你啊？”门外自称警察的人，在重复艾未未“我为什么要看你”之后，很有把握地说了一句说“那我现在……一会儿来看你”。这话听上去他掌握了足够的权力。是吗？

片中这一段没有画面，不是像有人猜测的那样灯火被关闭，而是摄像机不在场。艾未未临时摁下了录音工具。他的意识很强。更强的是他拿起手机打110报警，说有人想要闯入他的513房间。

同时录下的还有这段争执，其中太多“可圈可点”：

警：谁打你了？

警：谁看见啦？

艾：做警察是这样做的吗？

警：你有什么证据？谁打了你？哪个人打了你？

警：打你哪儿了？伤在哪儿了？

警：说话要讲证据，法律…

艾：我不会跟你这样争论的

……

警：谁打的你？我问你？

警：我就是问你…

艾：谁打的我？

……

7998（警员证号）：谁打的你啊？我就问你啊？

艾：你们不打人我的衣服能撕成这样吗？

7998：你自己撕的！

艾：哦我自己撕的，我自己打了自己

7998：对！

……

大概有二十来个警察一哄而上，他们互相之间也许确实不知道是谁打的，这个人也不愿意站出来，他是知道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吧？在这种情况下，起码应该有人说：“打人这件事情让我们调查调查”。然而事情却朝向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向上发展。

一个月之后，艾未未去德国慕尼黑布置个展。在那无名拳头落下来的地方，他的头部疼痛加剧。德国大夫诊断艾未未的病情为：“重挫造成的外颅与脑体间大面积出血”，当即住院进行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如果说正在从事一桩艺术类的冒险行为，那么也不仅仅是艾未未，对于这些警察也是同样。他们如何知道，自己怎么会碰上艾未未？艾未未是一个怎样的人？面对警察，他一张口便是“请出示你的证件”、“我要看看你的身份”或“你的警员证号码是多少”？“你叫什么名字？”令他们觉得纳闷的，或许还包括——怎么在成都安逸宾馆打了个人，手术做到德国去了。

凌晨冲突过后，远道而来的这一行人，全部没有能够到达谭作人庭审现场，他们被要求呆在旅馆房间里。这部分没有录像。

同行的志愿者、经济学博士刘燕萍女士，此前在成都市中级法院门口对着镜头表达说：“如果允许我站在这儿，如果不允许我会站在马路对面，这样他（指谭作人）会看见我们，知道我们在支持他。” 她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更大的麻烦却在等着她。

此后她被拘禁40小时余，没有给予手续。接下来，也即影片的大部分内容，是艾未未、律师浦志强、刘晓原与刘燕萍的丈夫一道，在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法制科闻讯刘燕萍的下落。此间高潮迭起，参加“演出”的人员增多，立场殊异，个性纷呈。

显然，金牛分局有关人员的工作水平，比那夜打人的警察高多了。虽然原来说好十分钟之后见面的徐杰科长晚了大约四小时才露面，但是分局已经有人在专门等候接待这四个人，那是金牛分局的副政委，也姓徐，女性。客人们进来，在女政委的关注下，有人为他们一一倒了茶。

在谈及下面的影像时，所有的人们首先要感谢这个金牛分局开明、开放态度，我指的是在这里，艾未未的志愿者能够运用手提摄像机，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按道理来说，公务员包括警员在执行公务时，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应该是公开的，不存在任何隐私的问题，但实际上能够做到这一条的，目前来说还不够普遍，因而实际上我们很少能够在影像中，看到这些身穿制服的人们到底是如何工作的。金牛分局允许这么做，充分体现了他们执意遵循依法治国路线的决心，也体现了他们本身的信心——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经得起在场的或者不在场人民群众的检验，也经得起上级领导的检验。

因而坊间有说，这部影片是“警民共同炖制”，还真是贴切。。实际上与这部片子相平行的，还有另外一部片子，或者说是这部片子的另外一个版本，即当艾未未的同行拍摄时，警方也有人拿着机器对着他们拍摄，这是“对拍”。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叫做“互为镜像”。如此场景并不多见，留待下回分解。但是，起码也要说一句才公平，警方手上的那部影片，也要感谢艾未未一行人。而什么时候，不同的拍摄队伍能够坐在一起，商榷拍摄技艺，比较各自得失，并互相补充画面，那将是多么感人啊。

这场近距离的接触，“可圈可点”的就更多了。先说徐政委吧。这位政委的态度经过了三个阶段，体现在她对于艾未未名字的兴趣和称呼上面。第一，有些不自然。当她将艾未未的名字放在嘴里咀嚼，想要在纸上写下时，她突然说出“与本案无关”的话：“我就觉得就是.……发音很别扭。”第二，能够尽量克制自己的不满，提醒“艾老师”：“你艾老师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啊”，这体现了政委懂政策，文明执法。第三，不满终于爆发，有一次她较为大声地喊道：“艾未未！”重音在前面“艾”字上面，原先的“老师”两字不见了。从情绪的过渡和表演的分寸上来讲，这位徐政委把握得十分得体，几乎是滴水不漏。如果能够再放松一些，则更好了。

如果始终是这位中规中矩的女政委来接待，那么这部影片断乎不会像现在这样吸引人。就人物形象的饱满丰富、生动有力以及平民化、通俗版等要求来说，徐科长比较起徐政委来，要胜出许多。姗姗来迟的徐科长三十来岁，一身便装胸前斜挎着一个书包，始终面带微笑，吉利相。坐下来不久，就点燃了一支烟，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邻家小伙子。

顺便地说，影像这个东西，其厉害不仅在于记录当时发生的一切，谁说了和做了什么，而是能够全息地记录一个人，他的相貌、语态以及头部、肩部的姿势，里面的学问可大了，肯定是语言难以表述的。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一个剧组来说，挑选演员的工作是重中之重。演员选对了，戏就成功了一大半。艾未未作为对手戏的演员，马上捕捉到了对方的信息，他这样问对方：“喝酒了没？”观众笑声叠起，放在电影院里，仅这一句台词，可以收获一大把票房。

应该说这位徐科长是忠于职守、忠于上级的，他有主动承担责任的勇气。一上来他就声明：“金牛公安分局作为县级公安机关，完全有能力自主解决这件案件。”但是另一方面，在那些具体问题上，他很难有一个清晰明白的答复，表情也显得茫然、无辜，艾未未提醒他不要看上去这么“诧异”。关于是否拘禁了刘燕萍、以什么名义、她现人在何处，他尽量绕着走。其实那个打人抓人的旅馆及派出所应该在这个金牛分局的管辖之下，前面那位女政委或许一个电话便可以将所有情况了解清楚。

这是徐科长与艾未未之间的开场对白：

艾：我们赶到这等了你四个小时，你进来应该首先道歉。

徐：我错在哪个地方，我给你道……道得着歉吗？

艾：你约我们到这，我们到了这你不在。

艾：你说你没错吗？

徐：是哪个跟你约的吗？

徐：哪个跟你约的吗？

徐：是我亲自跟你约的吗？

浦志强律师将他的句式总结为“反问句”，当迫切需要答复的人们来到这间屋子，他却不断地提出他自己的问题，这对于现场的人们肯定很恼火。但是作为“看片子”，正是这位徐科长给人们带来很多享受。当他甫一开口，用他那慢悠悠的四川话，人们的头脑就会情不自禁地往别的地方跑，即朝向某个喜剧的方向。我有一位做摄影的朋友，看了这部影片连声说这很像五十年代著名影片《抓壮丁》，其中也是用的四川方言。总之，这位徐科长人气极高，坊间有将他选为今年“最佳男配角”的强烈呼声。

艾未未先生多次表现得像一个大顽童，或许这才是他性格中的本色，因而不断有惊人表现。他能够提出，“今天如果不解决问题，我们就不走了。你得抓我”，他自己并提供了两个仅供参考的“罪名”，浦律师用法律术语纠正他说：这属于“自首”。当法制科人员不在，他便对着办公室的话筒喊：“法制科科长请到会议室来”、“法制科科长请到会议室来，有客人要见”。每到此时，观众笑声更响亮了。他说话效果强烈，包括这样质问徐科长：“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知道如何对待人民群众吧”。

浦志强律师在片中的表现非常有说服力，观众的认可度很高。这不仅因为他熟悉法律条文法律手续，而且他始终有理有节、摆事实、讲道理，态度真挚诚恳，言语忠直有力。在不同意见争执相持不下时，浦律师总是及时将事情拉向法制和理性的轨道。浦律师本人来自唐山，对于地震导致的灾难有切肤之痛，他对于徐政委说的这一番话令人唏嘘不已，深刻地留在了观众记忆之中：“我是唐山人，我身边有很多人死过了，在33年前。汶川地震四川地震你们是受害者，我们当时是牵挂的。……到这个时候此情此景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姐。希望能够理解”。还有，浦志强律师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浓眉大眼，目光真挚，宽肩宽脸膛，脸颊上还带有酒窝，真可谓“色艺俱佳”。

结局当然是完美的，作为纪录片甚至达到了一部剧情片的要求。刘燕萍博士安全归来，面带微笑地对着摄像头谈了自己的经历，带着南方女子的轻柔语调。有观众问，这部影片没有大全景，没有镜头技巧，还能叫做纪录片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叫纪录片？纪录片也是各种各样的。实际上，对于纪录片来说，强大的原生材料，永远是其力量来源。

摄影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个别镜头声画脱离，完全不对位。耳朵听到是人们之间的谈话，画面则“配以”有污渍的地砖地面，而且镜头摇晃得厉害，这正是作为摄影的高度自觉意识所在。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当初一行人刚到成都，摄影师赵赵怎么就知道采访了刘燕萍博士，后来偏偏是她出了事。这既需要灵敏，也需要直觉。

如此近距离地让人们看到身穿制度的人们是如何工作的，看到他们的脸庞、他们的音容笑貌、语气语调，对于提高我国法制建设，富有积极意义。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可以破除他们对于法制工作的神秘感和不信任感，从而避免在诸如此类场合的激烈情绪。实际上，对于一个法制社会来说，作为公民与警察有所接触，打打交道，本来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而作为法制工作人员来说，这正是让他们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难得机会。

我的演讲曾与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一道

Fri, 11 Dec 2009 11:29:00 GMT

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见语文出版社八年级下册，2003年。从事中学教育的我姐姐，发现这篇课文时给我打电话说，不得了，前一篇是马丁·路德·金，后一篇就是你了。

今天翻出来是想说，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正是从这样的起点出发，我才走到了今天。

那些阻拦我演讲的人，是谁呢？他们是否也能感受到他人的疼痛，分享他人的幸福，以及感受到自己的幸福和疼痛？他们是否要面对自己的良心、自己心中的天平？或者也需要面对自己的孩子与老人？

你是你的船长
——寄语十五岁

2000年3月3日，我女儿所在的北京101中学初三（4）班举行“你是你的船长”主题班会。全班孩子集体过十五岁生日，家长也参加。我作为家长代表应邀发言。

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孩子们：
　　15年前，当在座的孩子们呱呱坠地的时候，作为家长的我们难以想象今天的情景。这个时刻是令人激动和难忘的。我们的孩子15岁了，你们健康而有力，这是一桩多么了不起的工作。此刻，我想讲些什么呢？你们整整齐齐地、肩并肩地坐在这儿，我能感到你们的热切的视线交织在一起，你们年轻的生命在互相交换着能量，好，就从这里开始。
　　现在请同学们伸出你们的手来，掐一掐你们的胳膊或自己的脸，看疼不疼？
　　（座位上开始活跃，孩子们此起彼伏地喊道：“疼！”）
　　好极了！祝贺你们！知道自己的疼痛，你们有着正常的人类的感觉和感受。
　　下面我提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自己的疼痛，但别人是不是也知道我们的疼痛呢？现在我来问一位家长。
　　“刘然，刘然的家长来了没有？”（刘然是一个长得很小、很可爱的小姑娘。她的母亲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是一位军人。）“您好！请问，如果现在刘然从外面进来，手上被扎了一根刺，您感觉怎么样？”
　　“我能感到她的疼痛，我自己也心疼。”这位军人答道。
　　“谢谢。”
　　听见了没有？孩子们。不仅刘然感到自己的疼痛，刘然的妈妈也同样感到了。那么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别人也能感到我们的疼痛。不只是我们才了解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和悲哀。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别人能够感到我们的疼痛，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感到别人的疼痛？现在我问刘然：“如果妈妈在厨房切菜不小心把手切破了，你感觉如何？”
　　“我也感到心疼。”（小姑娘用细细的声音但十分明确地说道。）
　　“是的，并且还会立刻到抽屉里寻找创可贴，像我的女儿每次做的那样？”
　　（小姑娘点点头。）
　　肯定是这样。在座的每个孩子都会这么做的。不仅妈妈能感到我们的疼痛，我们也能感到妈妈的疼痛，并试图去分担和减轻它。

再推下去，除了在亲人之间有这种互相感受、互相沟通、互相分担之外，在他人之间、甚至在不认识的人之间，是否也有这种能感受对方感受的能力？答案也是肯定的。在座的每一位孩子手上扎了刺从门外进来，在座的每一位家长都不会感到无动于衷。

既然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就可以敞开自己的心胸，张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没有障碍地感受、倾听这个世界和世界中的人们，因此，我们的生命便由此扩大一倍，甚至不止一倍。许许多多人的快乐幸福印在我的心中，许许多多人的不幸和痛苦都看在我的眼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人类成员原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不是孤独的、孤立的，作为人类成员我们在生命的根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就不应该对别人的弱点和不幸抱一种嘲笑的态度，不应该对别人暂时的失败、某些缺陷采取幸灾乐祸的立场，因为你自己也有着同样的弱点、不幸、失败和缺陷，你没有任何理由对别人居高临下，鄙视或蔑视别人，没有任何理由伤害或继续伤害一个人。

同学们，让我们逐渐养成公平、公正的习惯，等你们长大了，从中还要发展出更重要的概念———正义的概念。一个人要有正义感，一个社会要有社会公正。希望你们将来首先成为一个公正、正义的人，中国才有希望，你们自己、你们这一代人才有希望！

我是谭作人案件的组成部分

Thu, 10 Dec 2009 02:55:00 GMT

我是谭作人案件的组成部分

——谨以此文纪念08宪章发表一周年

关于谭作人先生的起诉书中，点名提到了作人先生写于2007年5月的一篇文章《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作为他“罪行”的重要依据。我很晚才读到这篇文章。否则，我就会向浦志强律师提出申请，与艾未未先生一道，前往成都做谭作人先生的庭审证人。

作人先生这篇长文，是为了回应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有关“6·4”的言论。于其中作人回顾了自己在89年6月3日当日的亲身经历，目的是为了澄清事实。不难想象，任何有过如此生死经历的人，都将莫齿难忘。作人先生在文中表现出对于同胞火一样的热情，对于我们民族的深爱和拳拳之心，对于理想和事实的双重坚持，任何一个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如果还没有丧失起码的是非善恶感，都能够感受得到。

文章的结尾，作人先生引用了一首小诗《对话》，他是这样写的：

“6月10日，在回家的列车上，你拿出了笔记本。上面记着，5月21日，来到北京的第一天，你在纪念碑上抄下的一首小诗《对话》。八九民运，从对话的初衷走向对抗的结局，固然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可以反思。然而《对话》的精神，却永远是那么美丽！

所以在西去的列车上，你给大家读了这首小诗，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最后美丽的深深感激。

《对话》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我要承认，作人先生当年在广场抄写的这首没有署名的小诗，是我本人写的，是我张贴在1989年五月的天安门广场上的。我在家写完，然后用普通的稿纸，抄了大约十四、五份，一一贴在纪念碑或者灯柱上面。

那是在学生绝食期间，作为一个老师感到心疼的时刻写下的。其中所采取的母亲与孩子的对话形式，也是我当时的身份所致。幼小的女儿在幼儿园上小班，回到家中也会跟着我们一道看电视上、报纸上的那些画面。作为母亲，我无法回避孩子眼中困惑问询的眼光，觉得有责任向孩子解释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于是自然而然在诗中采取了一个母亲的立场。

当时没有署名，倒不一定是担心秋后算账，而是觉得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署上自己的名字是可笑的。只要能够以一种哪怕是最为微弱的方式，给那些正在献出生命的人们一点点支持，就是自己最大的心愿了。

随后将这件事情遗忘多年。直到2002年我在香港，见到一群年轻的纪录片工作者，她们给我看了一些她们自己制作的片子，其中有一个（片名不记得了）前半部是天安门母亲，后半部是阿根廷母亲，该片的前面就用了这首小诗。看到屏幕上一一浮现的诗句，觉得有一种撞击，有记忆的深处被触动，也在纳闷这首诗怎么这么熟悉，但是始终想不起来。过了好几天，我一拍脑门，“这诗原来是自己写的！”

问年轻的纪录片朋友她们是怎么得到这首诗的。答曰：当年有去天安门的朋友抄写回来的。有人将所有这些诗放在一起，自印了一个小册子，她们是从这本小册子上面挑选的。

要不是前几年见过这首小诗，我可能将这件事情继续遗忘。但是有了这个经验之后，在作人先生的大作中一见到它，马上就认领了。我为作人先生在不知名的情况下，引用这首小诗而感到荣幸；为我与作人先生的这一点点缘分，而感到十分骄傲。这几句丢失的小诗，因为作人先生的引用，在熟悉和不熟悉的众多朋友们之间流传，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你想想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

因而也想到，对于身陷囹圄的作人先生，我是有责任的。我是谭作人先生“案件”的组成部分，是其事实凿凿的有机部分。作人先生正在受罪，其中有一部分是应该我来领受的；作人先生正遭受羁押，其中有一部分是应该我来承担的。

我对谭作人先生的所作所为始终抱着最大的敬意。这位曾经被成都主流媒体评为“文明市民”的四川好人，他前后的行为没有任何不一致，而是始终被一根红线贯穿着，那就是爱家乡、爱同胞。他调查地震遇难学生名单，他抗议可能造成危害的化工项目，都只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为家乡人民负责，为成都和祖国的未来负责，不管这条道路上有什么等待着他。多么美丽的行为，何等高尚的人啊。

《亚洲周刊》上登载的谭作人“被禁止的最后陈述”中，作人先生写道：“如果要我坐牢，我将为此而感到骄傲——为家乡人民坐牢，是一种少有的荣耀，我将此视为我对家乡的回报。”“无论你怎样对待我，成都，我为你而骄傲。”

成都人啊，这是你们的儿子，乃至是你们的圣子，你们怎么忍心伤害他？

这个年头，是否——如果你还没有在牢里，那么说明你爱家乡爱得不深，至少不像谭作人爱得那样深沉。

一位不认识的小朋友，在同去的一个网站上问我，小诗中：“七种颜色的花朵”是什么意思？答曰：第一，马克思在有关“书报检查制度”一文中，写道他们“只允许一种颜色的花朵”。第二，那个时候有一个儿童节目叫做“七色光”，“七种颜色”与“七色光”相对应，这是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我将此当作坚持是自己写下这首小诗的证词。

人需要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起责任。

谭作人这样的朋友，会照亮你的人生，照亮你的灵魂。

2009年12月9日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Tue, 02 Jun 2009 13:36:28 GMT

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3月21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6488

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一位以色列军官在接受采访时，谈起他指挥的一次小规模军事行动。这次行动误杀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当问及这位士兵的名字时，军官说他不记得了。报道在以色列引起了公愤。人们责问，这位军官怎能这样轻易地忘了士兵的名字？他的遗忘是普通的健忘，还是一种道德过失？如果是道德过失，那么涉及的是什么样的道德?我们有记忆过去的责任吗？如果有，那是为什么？我们该记忆的是什么？谁是这个“我们”？

著名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记忆，是从小就困扰马格利特的问题。马格利特是犹太人，父母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作者小时候就经常听到父母为记忆和遗忘的问题争论。母亲说：犹太人已经被无可挽回地毁掉了，只有很少人残存下来。我们幸存者惟一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记忆的共同体，像灵魂的蜡烛，永远守护着对死者的记忆。马格利特的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幸存的犹太人是人，不是蜡烛，让一个大活人仅仅是为了守护对死者的记忆而活，这怎么行？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应该把握现在，面向未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马格利特对记忆自然有特别的感受。

马格利特（ＡｖｉｓｈａｉＭａｒｇａｌｉｔ）１９５１年生于荷兰，现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哲学教授，《记忆的伦理》是马格利特又一部引起学界注意和讨论的著作。

ＡｖｉｓｈａｉＭａｒｇａｌｉｔ（马格利特），ＴｈｅＥｔｈｉｃｓｏｆＭｅｍ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记忆的伦理》）

道德和伦理

　为了讨论上面提到的问题，马格利特对“伦理”和“道德”作了区分。“伦理”关乎与我们有特别关系者的责任；而“道德”则是我们对一般人或对人类的责任。前一种关系深厚，后一种关系浅淡。决定深、浅差别的是共同分享的过去和记忆。马格利特写道，“深厚的关系有父母子女、朋友、爱人、同一国人等特点，这种关系扎根于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记忆。浅淡的关系则基于同为人类，或者同为人类的某一方面，如同为女人，或同为病人。深厚的关系存在于亲近者或亲爱者之间，浅淡的关系一般是与陌生人和遥远者。”（７，以下引文皆在括号中注明页数）

正是由于人际关系有深浅之别，责任有伦理和道德之分，所以应当明确：“记忆”是一种特别与伦理有关的责任。道德关乎所有的人或人类，特点是“地界宽而记忆短”。与此相反，伦理关乎个人或密切群体的关系，因此而具有“地界窄而记忆长”的特点。（８）记忆成为深厚人际关系的关键，“记忆是维持浓厚关系的黏合剂，有共同记忆的群体，才有浓厚关系，也才有伦理。由于记忆在黏合浓厚关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记忆成为伦理关注的显著对象，伦理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如何营建人际的深厚关系。”（８）人跟人的关系中有记忆的伦理责任。在特殊的情况下，人还有记忆的道德责任。对“那些侵害人类的凶恶罪行，尤其是当普遍分享的人性本身受到攻击的时候”，尽管这些凶恶罪行发生在别的国家，或者发生在过去，每个人都有记住这些罪行的道德责任。（９）

“伦理”或“道德”所涉及的人际间关系有所差别，伦理和道德着重的价值也有所不同，“道德关乎尊重和羞辱”，“伦理则关乎忠诚和背叛”。（８）伦理主要是对“自己人”的，道德则是也兼及“外人”。伦理总是有一个“我”的中心，因此有倾向和偏好；而道德则是普世的、不偏不倚的、我他无别的。
从这个区分来看，一般人在那位以色列军官那里看到的“道德过失”，实际上是一种“伦理过失”，因为那位军官和士兵间存在的是一种特别的“浓厚关系”，那就是同生共死的“战友”。忘记这样的战友的姓名，犯下的不是道德的“羞辱”之罪，而是伦理上的“背叛”。军官记不起自己的部下，还能说是关爱他们吗？布罗茨基（ＪｏｓｅｐｈＢｒｏｄｓｋｙ）在《朱可夫之死》一诗中，对这位前苏联元帅提出过相似的问题，“他为自己的士兵哭泣过吗?芽临终之时，他想起了这些士兵吗？”

记忆是一种源起于人际深厚关系，并帮助维护这种关系的责任。记忆特别与“关爱”相关。关爱也就是在乎、在意、当一回事。关爱是一种“朝后看”的感情，相互关爱是因为在过去有长久的联系。我们关爱谁和记得谁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能说，我关爱一个人，但却记不起那个人了。（３０）就关爱的关系而言，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也就是说，记忆不只是“知道”（如记住孩子的生日），而且是“感受”。感情的记忆留住的是对共同事件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它可以是愉悦的（例如欢欣、怀念、喜悦）也可以是不愉悦的（如愤怒、厌恶、恐惧）。既然深厚的人际关系含有伦理责任，能否拥有相同的记忆便成为人际关系是否真正深厚的一种测试。

遗忘、宽恕和悔过

　　在讨论“记忆”时，马格利特特别提出了“原谅”和“忘却”的问题。群体内部过去发生过的各种严重伤害，是人际和谐的重大破坏因素。这些严重的伤害可能是个人对个人的?熏也可能是群体对群体的、社会的某个利益阶级或集团对社会其他成员的。除非能认真对待这些严重伤害，努力弥补伤痕，争取和解，社会和谐不可能真正达到。

认真对待过去的严重伤害，要依靠“宽恕”，而不能要求“遗忘”，更不能强迫遗忘。马格利特指出，当今世界的“人本道德”关于“罪过”和“宽恕”的概念中渗透着古老的宗教意识，它本身就是人类记忆的结果。马格利特写道，“宽恕可以指抹去罪过，也可以指遮盖罪过。遮盖的意思是不忘记，但不再计较。”对于任何一个受了伤害的人，不能既要求他宽恕，还要求他忘记伤害。强迫他忘记伤害，这超越了凡人能够承受的限度。马格利特说，“只有上帝才能既原谅又忘却。”（１８）但是上帝的忘却和凡人的忘却是不一样的。“上帝的忘却指的是把罪恶者从死后永生者名簿上除名，让他注定永远消失。”（１９０）因此，被上帝忘却就成为一种最可怕的惩罚。

在世俗社会中，群体共同承担和面对过去的创伤记忆，这当然不是为了将某一方诅咒为非人，然后名正言顺地将之消灭。革命暴力曾这样对待过记忆。伦理政治的理想和革命暴力不同，它要实现的是宽恕与和解，摈除暴力和报复。伦理政治因此不得不特别重视宽恕和忘却的关系。１９９０年代南非的种族和解就是这样一种伦理政治的体现。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对南非的黑人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白人统治结束后?熏南非走上一条寻求种族和解的道路，昔日你死我活相互倾轧的各党派，组成了一个新的民主政府。他们为世界创造了一个宽恕与悔罪的公共政治模式。以南非前开普顿大主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为主席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引导南非社会，不仅仅披露白人种族统治的残酷内幕、曝光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也不仅仅给受难者倾诉苦难的机会，而且还给作恶者承认其罪行并请求宽恕的悔罪机会。

在伦理政治中，宽恕不是将非正义的过去一笔勾销，一忘了之。宽恕是对过去的人际恩怨不再计较，但不予遗忘。马格利特将这样的宽恕比喻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礼物”。（１９５－１９６）它的作用是维护人际互往关系。送礼和接受礼物，都是在接受一种礼尚往来的义务和约束。同样的道理，宽恕应当对被宽恕者有约束作用。被宽恕者理应诚心接受宽恕，并与宽恕者一起建立一种高尚坦诚的关系。伦理政治便是要不断在公共生活中促成这样的和解。

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对他人有非正义行为或伤害者更是没有理由命令或强迫被伤害者忘记过去，并甚至为此篡改过去的历史真实。就像赠送礼品一样，受伤害者理应宽恕，但并无非宽恕不可的义务。和记忆一样，宽恕是一种以意愿为前提条件的行为，因此，它们本身就是某种价值选择的结果。
一个人看病求医，他接受医生忠告和建议的前提条件是他想恢复健康。他也可以对健康根本就不感兴趣，健康成为一种他根本不在乎的“好”或价值。同样，如果人们有意愿形成一种比纯粹陌生人要深厚的人际关系，那么他们就应当对过去有完整、真实的共同记忆。他们当然也可以选择那种各自孤独存在的人际关系，因此把权力、利益、物质欲望等等看得比人际的交流、承诺和信任更重要。如果他们做这样的选择，那么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散沙型的群众社会。

在通常情况下，为了选择一种与暴力报复恶性循环不同的人际关系?熏即使是饱受冤屈和伤害的人们也会作出宽恕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只有在以前的施害者也选择悔过时才有意义。社会和解不只是受害者的责任，它同时也是施害者的责任。受害者给施害者的是宽恕，而不是遗忘。施害者向受害者请求的也应该只是宽恕，而不是遗忘。

马格利特指出，“如果是单纯的遗忘，那就不是真正的宽恕。”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宽恕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为的是改变自己的态度，为的是克制愤怒和报复心。忘却也许是制怒和不报复最有效的法子。但是，由于忘却只是一种忽略而非一种决定?熏忘却并不是宽恕。……一个人决定宽恕，就不再对旧日的怨屈愤愤不已，不再向别人讲述，结果可能是渐渐淡忘，或者忘了过去的伤害有多么深重，从道德或伦理上说，这种忘却的分量是极重的。”施害者有承认过错和表示忏悔的责任。记住自己的过错，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责任。（１９３）

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道歉者因此可以是对历史过错或罪行完全不负有责任者。２００７年５月是英国在美洲建立第一个永久居民区４００周年。美国维吉尼亚州正在积极准备纪念活动。州议会于２月底以９７票对０票通过一项决议，对历史上奴役黑人和欺骗印地安人表示“深刻歉意”。道歉提案的主要发起人是４５岁的州议员唐纳德·麦克伊钦（Ａ．ＤｏｎａｌｄＭｃＥａｃｈｉｎ）。麦克伊钦的祖先就是黑奴。作为州议会议员和黑人的一分子，他既是一个道歉者，又是一个接受道歉者。麦克伊钦对记者说，“我们这里的所有人，有的是奴隶的后代，有的是奴隶主的后代，但我们拥有共同的历史。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坐在一起。”
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道德的公共政治中，领导人道歉不是替人受过，而是举行一种社会洗涤的仪式。麦克伊钦说，“承诺很重要，表示悔意和道歉很重要，这些都是治疗历史创伤所必不可少的。”

记忆的伦理的道德责任

　　在深厚的人际关系中凭借共同记忆来形成“我们是谁”的意识。拥有某种共同记忆的“我们”和不拥有这一记忆的“他们”之间因此区别出亲疏不同的关系。然而，记忆既可以是自然的人际关系黏合剂，也可以是外力控制、操纵和利用的对象。因此，马格利特格外担心有人把“记忆的伦理”误解或故意歪曲为“记忆的政治正确”。

这种政治正确的记忆往往被美其名曰为“传统”，马格利特称其为“传统主义”。他指出，在记忆的伦理和传统主义之间可能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关系，“顾名思义，传统主义主张的是忠诚于过去，而记忆的伦理则是要弄明白，就记忆过去而言，这种忠诚究竟是指什么。”（１０－１１）马格利特实际担心传统主义会把过去营造成一个用来支撑某个政权统治合法性的神话。马格利特引用英国作家拉尔夫·英格（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ａｌｐｈＩｎｇｅ）的话说，“一个人可以在刺刀上造一个王位，但却不能坐在上面。”越是靠刺刀得到的王位，越需要武断营造某种正统的传统，某种单一的、决不允许别种解释的“光荣历史”神话。马格利特的结论是，“在传统主义和非民主统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１１）

非民主统治往往把民主制度描绘为一种个人主义中心的、没有共同记忆的人群关系。马格利特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民主有民主的记忆，例如“宪政的民主体制，它的合法性基础不仅是现在的选举，而且也来自过去的文件。宪法是（民主）群体分享的记忆的构成部分。”在民主制度中，民众首先忠于的是“共同的宪法、制度和公正程度”以及这些成就形成的传统。（１２）

营造单一的记忆神话和压制不同记忆必然是同时进行的。这两者都涉及“集体记忆”的问题。马格利特对“集体记忆”作了“共同记忆”和“分享记忆”的区分。马格利特用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发生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历史事件来说明这两种集体记忆的区别。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群众在布加勒斯特广场上对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发出嘘声，人民的起义终于导致了独裁者的灭亡。马格利特写道：“试想，如果齐奥塞斯库依靠残暴的秘密警察（那些恶名昭著的国安警察），夺回并稳住了政权，在当时罗马尼亚的恐怖统治下，谁还敢再提发生在广场上的事情?（但是）每一个亲身经历或在电视上看见过这件事情的罗马尼亚人又都会记得这一幕景象。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在广场上的嘘叫便只能是一种共同记忆，但不可能是一种分享的记忆。”（５０－５１）

共同记忆是指个人记忆的聚集，“所有亲身经历者的记忆聚合起来就成为共同记忆。”共同记忆是相对而言的，“一个社会中记得某件事情的人数超过了一个门槛限度”就可以称作为共同记忆。（５１）共同记忆会随着事件直接见证者的遗忘或消灭而变得不那么共同。例如，到今天为止，在中国还不会有人怀疑“文革”是一种共同记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随着直接经历者的逝去，情况就必然会有所改变。

分享的记忆则不单单是个人记忆的聚合。记忆必须在公共空间中有自由交流，才会成为分享的记忆。分享的记忆以自由的公共交流为条件，因而成为一种具有公共政治性质的记忆，“分享的记忆融合和标定事件记忆者的不同角度。”（５１）布加勒斯特广场上人群的记忆，虽然每个人都只是从自己的特殊角度经历了事件的一个碎片，却可以融合成一个整体事件。其他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也可以“通过叙述的途径”分享他们的记忆。

分享的记忆是以现代社会记忆分工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公共事件不必每个人都非得有机会亲自见证，但必须有人亲自见证，必须有自由畅通的渠道让人们分享见证。例如在今天的中国，“文革”直接见证者就担负着记忆“文革”的特殊记忆分工责任。虽然有共同的“文革”记忆，但未必能形成真正分享的记忆。马格利特强调，所有的人性灾难都必须依靠“道德见证人”才能保存应有的记忆。

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为其他灾难见证设立了重要的先例。大屠杀见证者、作家埃利·威塞尔（ＥｌｉｅＷｉｅｓｅｌ）说：“如果说希腊人创造了悲剧，罗马人创造了书信体，而文艺复兴时期创造了十四行诗，那么，我们的时代则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见证文学。我们都曾身为目击证人，而我们觉得必须为未来作见证。”
威塞尔本人就是这样为未来作见证的。他于１９２８年出生在匈亚利和罗马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城。１９４４年春天，德国纳粹从他的家乡押解１．５万名犹太人到奥斯维辛集中营。１５岁的威塞尔就是其中的一个。战后，侥幸未死的威塞尔把自己在大屠杀中的经历写成了《黑夜》一书。他于１９８６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授奖者称他是“人类的信使”，赞扬他记录下了“在人类遭受极大羞辱和彻底蔑视时的个人经历”。威塞尔把保存苦难受害者的记忆当作自己的使命。他写道，“歌德说，人在悲痛时会沉默，这时候，上帝便把歌唱悲伤的力量给了人。从此，人再也不可能选择不歌唱。……我为什么写作呢？为的是受害者不被遗忘，为的是帮助死者战胜死亡。”

个人的和集体的记忆

马格利特借用心理学研究的“闪光灯现象”来说明个人记忆与分享的记忆间的关系。他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明，不同身份的人对同一事件记忆的闪亮程度、清晰和深刻程度是不同的。黑人对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的记忆就和一般白人不一样，白人记忆肯尼迪总统遇刺，德国人记忆柏林墙倒塌也与其他人群有异。（５１－５２）每一种个别的记忆都只是记忆者通过个人经验与某个共同记忆空间的局部联接，这种局部的联接必然是偏见的，必然不等于就是共同记忆对象本身。

经历过历史人性灾难的人们，幸运的和不幸运的，都只能拥有对过去的局部、零碎记忆。例如，每一个经历过“大屠杀”的人都必须以各自的闪光灯方式把自己的记忆沟连到对“大屠杀”的分享记忆中去。即使他们的闪光灯并不全然可靠，但只要叙述出来，记录下来，流通到公共信息的交流中去，就都会成为有用的历史证据。这是马格利特所说的“共同记忆分工”。它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和任何一个人都有责任努力确保记忆被保存下来。但这不等于每一个人有责任记住一切。保持记忆的存活也许要求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至少应该有一些记忆，但要求也仅此而已。”（５８）

后代人从前代人或者再前代人那里获得记忆，这是马格利特所说的“历时记忆分工”。它指的是，“作为记忆群体的一员，我与前一代人有记忆的联系，他们又和更前一代人的记忆相联，如此类推，直到直接见证事件的那一代。”但这有一个限度，当一个历史的所有见证人都死去后，“分享的记忆也就成了记忆的记忆，也就不再是历时的记忆分工了。”（５９）因此，至少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可以用“缺乏‘文革’的直接经验”为借口来推卸自己那一份在群体内的记忆责任。如果他不记忆，那不是因为直接记忆者已经没有了，没法再记忆，而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自己那一份隔代但不断代的记忆分工。放弃了直接见证者的个人记忆，就从根本上断绝了集体记忆的可能。

个人的记忆转化为集体的记忆，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苦难经历者的见证叙述，而且还有公共传媒所叙述的灾难故事。１９７８年美国三大商业电视台之一的ＮＢＣ播放了电视连续剧《大屠杀》（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收视观众达１．２亿，是美国人口的一半。ＮＢＣ在１９７９年重播此剧后估计，在美国和欧洲的观众有２．２亿之多。就在第一次放映三星期后，卡特总统宣布设立一个为在美国建立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的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备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威塞尔。１９７９年初《大屠杀》在德国播放后，正在德国兴起的“希特勒热”消失在公众舆论的谴责之下。在公众语言中，“最终解决”这样的中性词从此被“大屠杀”这个带有道德谴责的词取代了。

人类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关系不深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由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借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马格利特探究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有道德责任”记忆什么。他的回答是，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事情。（８９）对此，里尔（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Ｌｅａｒ）在《纽约时报书评》的评述中写道，“马格利特是一位人道的思想者。他的哲学总是联系着我们为人的复杂性。为了人能变得更好，为了人能更了解自己，他一直在孜孜不倦，锲而不舍。”

（该文的修改版本为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书的序言，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

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

Sat, 30 May 2009 13:23:41 GMT

米奇尼克访谈雅鲁泽尔斯基
（1991）

译者按：译者按：沃依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23——），1923年7月6日出生于卢布林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3年5月志愿参加在苏联创建的波兰武装部队，经历了解放波兰、直抵柏林的所有战斗。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之后，他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历任波军总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部长。1981年2月12日被议会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部长，同年10月18日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2月13日波兰实施"战时状态"时任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直至该委员会于1983年7月21日自行解散。1985年11月6日在九届议会首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同时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1986年12月在同记者谈话时提出"社会主义多元化"口号，试图使"多元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1988年8月27日倡议与反对派一起召开"圆桌会议"。在1988年底至1989年初分两阶段召开的十届十中全会上主张"工会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并同其他几名政治局委员一起以辞职相威胁，迫使全会通过了相应决议，导致"圆桌会议"的召开(1989年2月4日——1989年4月5日)和团结工会的重新合法化(1989年4月17日)。1989年6月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议会大选中失败，但雅鲁泽尔斯基于同年7月19日按照“圆桌会议”协议精神由议会众参两院组成的国民大会以50％以上的得票数当选为波兰共和国总统。1990年9月19日致函议会议长科扎凯维奇，表示愿意"缩短总统任期"(按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6年)，"以防止社会动乱"，l0月1日签署了议会通过的"缩短总统任期法"。当瓦文萨在总统竞选获胜后于12月11日在电台、电视台发表离职的告别演说。 1981年实行军管法之后，米奇尼克曾经是雅鲁泽尔斯基政权长达5年多的囚徒。两个昔日的对手今天终于坐在了一起。
这场谈话中伊始，米奇尼克首先承认自己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认识，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有一件事情没有变化，即对于军管法的认识。谈话主要集中在这一话题进行——是不是实施军管法是不可避免的？
雅鲁泽尔斯基的解释是，从总体上来说，是防止进一步扩大的事态，从而引得苏联军队前来干涉，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拯救波兰的唯一途径；而选择在那个时刻，是为了度过那个艰难的冬天，在这之前，因为苏联和东德制造的麻烦，使得波兰没有足够的煤。保证苏联的坦克不出现在华沙的街道上，这同样是米奇尼克们所要遵循的界限；而事实是，俄国干涉的威胁始终总是存在的，在那个时刻摆在桌面上的问题，“是不存在一种有关政治话题的严肃讨论。”如果当局“只想谈论卷心菜和煤而不是政治”，只想用自己手中抓住的牌挡住对方的要求，便不具有举行一场平等的、敞开的对话的诚意。从根本上，这个政权首先考虑的是它本身的自我保存。所以，不惜一切手段回到原来的状态，是它一贯逻辑的必然结果。

但是米奇尼克同时也坦诚地表达：如果谈判破裂，他们这一方同样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吸取了这个教训，在圆桌会议期间，米奇尼克们调整了自己的立场。但无论如何，米奇尼克对于雅鲁泽尔斯基说，“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方。”而雅鲁泽尔斯基最终仍然以“两种恶中较小一种”来为自己开脱。

雅鲁泽尔斯基：我到达共产主义走过一个如此曲折的道路。在一种深刻的宗教和爱国主义的培养之后，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然而你，出生于共产主义家庭，但是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是怎么发生的？顺便地说，我忍不住要指出，你的父亲也许比你更加生错了时代。但他选择共产主义时，他是冒着被放逐到社会边缘的危险；和你一样，面临着牢狱之灾，但是他没有你指望的社会支持，也没有教会和西方社会的支持。
你是否记得我们第一次在Sejm的见面？我希望你也就此谈谈。

米奇尼克：那时，没有比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更让我不喜欢和恐惧的人了。我绝对相信，雅鲁泽尔斯基掌权不会有什么好的改变。这种确信主宰了我当时的政治思想。我认为雅鲁泽尔斯基是我坚决予以反对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的基础。我记得和团结工会的同事们讨论时，有人对我说：“当涉及到雅鲁泽尔斯基时，你就放弃了分析，光是倾泻敌意和盛怒。”盖莱梅克经常争辩说，你不想以实施军管法的人进入历史，于是你必须有所作为。我认为他是错的。还有，我不可能站在军队一边；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
    1989年春天，我第一次前往Sejm参加第一次会议时，心里的确是很担心的。我看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是一个健全正常的人，不存在我多年来想象的虚弱迹象。后来，我变得相信，对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这种人，仅仅通过阅读他的演讲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关于他的正确形象的。
    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公共形象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谜。我对于历史始终抱有极大的兴趣，因此我一直在寻找一种相似的传记，但是无可与之匹敌。一个出生于地主家庭的年轻人战争期间却身处俄国，以一个体力劳动者的身份开始他的工作生涯，然后又突然进入部队服务。并不具有天生的政治倾向，他变成了一个政治家。接着，他所做的事情是我不能解释的。为什么他要任命拉可夫斯基为代理总理，这个人在党内并不受欢迎。更早些时候，雅鲁泽尔斯基是波兰军政治部主任，他控制着Zolnierz Wolnosci（“自由战士”，波兰一老战士组织），这是一块彻头彻尾的可鄙的招牌。他被认为是清教徒式的和孤僻的。他经常借助于暴力争端，他正式发表的演讲，经常伴以这种短语作为佐料：“我们不会允许”或者“我们将要抵制”。我发现在所有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喜欢上作为个人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
    我将他视作主要是和武装部队首脑有关的政治家。对于共产主义来说，这是新鲜的。再者，我不能理解这种局势，我所能做的只有猜测。我后来得出结论，人们必须相信这位将军所说的一切。如果他说，他不想放弃权力，我也要认真对待。而无疑，雅鲁泽尔斯基不可能着手与团结工会恢复友好关系。
    1984年，有一个朋友前来对我说，“我刚刚会见了一个雅鲁泽尔斯基身边的人，他问起你有没有指名道姓地抨击雅鲁泽尔斯基和基什查克，而这正是比耶乌什科神父被劫持和被谋杀的时期。我立刻出现在BBC、La Monde和Der Spiegel上面，从未有过地抨击雅鲁泽尔斯基和基什查克，因为我视他们为必须移走的绊脚石，否则波兰没有任何好转的可能性。
    当我意识到自己不对时，在1989年克拉科夫的纪念五月事件的群众集会上，我把它大声说了出来。我对那些稍早时候前往苏联大使馆投掷汽水瓶的学生说，我改变了对于雅鲁泽尔斯基的看法。接着我在电视上和报纸上也这样说。
    所以，和你正在谈话的这个人，曾经是极端反对共产主义也是极端地反对雅鲁泽尔斯基的。有一件事情除外，即对于军管法的估价。1983年我写道：“也许有一天真相大白，这些以黑墨水写在波兰历史上的人，最终是从苏联入侵手中拯救波兰的人。”在维克多•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当坏人设法去战场盗尸时，他忽然发现一条金链子，他把这个身体拖了出来，他救出了该书中一个英雄的生命。于是，我写道：“1981年的波兰，存在着真正入侵的危险，存在着军事政变的危险。波兰必须反对来自入侵和党内保守派的暴动，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集团拯救了国家。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品德高尚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是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们知道当俄国人到来时，会把他们一脚踢开”。
至于我个人的历史，即是非典型的又是典型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母亲战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父亲也是，父亲来自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

雅鲁泽尔斯基：他在牢里呆过吗？

米奇尼克：呆了八年。他是1934年Luck审判的主要被告。这次审判的臭名昭著是因为对被关押着施行了酷刑。我必须说在这方面我不及我父亲，我在牢里呆了六年，最严重的是两次有拳头落在我的脸上。
人们通常对共产主义心存疑虑，而我不。因为我认为这就是我的制度。因为是我的，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不怕批评政府，因为这是我的政府，而如果它有什么事情做错了，我可以批评它。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波兰有人对政府拥有坏的看法只是不这样去说。我的勇气来自缺乏想象力。
1965年第一次蹲监狱时，我18岁。说那时候存在对于像我这样的人的社会支持，纯粹是虚构的英雄故事。我们被认为是（需要）回避与之接近的偏离常规的疯子。人们说我们如果不是一些内奸的代理人，便是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的愚蠢的人，但是我们却在发动一个过程，其尽头是镇压和紧缩。

雅鲁泽尔斯基：我被称作莫斯科的代理人，而你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联系波兰当时的情况，它们不是空洞的标签。

米奇尼克：真的？1968年，反德国的歇斯底里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当时塔•马佐维耶茨基在德国报纸上做了一个非常拘谨的谈话，引起了一片喧嚣，甚至连他的朋友也在问他为什么要对德国人说这些。而我呢，没有人认真对待“帝国主义代理人”这样的东西，但是德国争论具有一种冲击……
请允许我们不要神话教会的作用。反对派可以算出只是在12月13日之后才得到了教会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也不是绝对的。教会也许是反共产主义者，但是它不相信共产主义会走向垮台。相反，共产主义将继续存在，于是要求教会方面审慎地对付。我并不是抱怨我们的主教们这样去做，从他们来说，这是十分理性的。我所反对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年后，教会的历史被改写成一股牢不可破的民主的反对派。
这同样适用于更早时期的历史。说战前的波兰共产主义者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化和他们将自己视作外国势力的代理人，这也是不确切的。在1928年，共产主义者已经获得了一百万张选票。他们相信——至少到1936年至1938年那场公开审判之前——他们正在加入服务于一项崇高的事业。历史似乎也证明了他们是对的。大多数西方聪明的知识分子支持共产主义，Gustaw Herling-Grudzinski于1948年出版过一本书《一个分离的世界》，但是很少有人读过。

雅鲁泽尔斯基：它已经被翻译成11种语言。

米奇尼克：那又怎样？它由反共产主义组织出版，因此变得不值得考虑。1976年我访问了一位加拿大朋友，一位哲学家。我注意到他有一本关于卡廷的书，当我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时，他说，“那是一本法西斯出版物。”对此，我回答道：“左翼出版家为什么不弄出一本关于卡廷的书来？”这就是由让－保罗•萨特总结出来的那种逻辑：人们不能剥夺Billancount工人的希望。如果你批评苏联，他们就会失去希望。
我父亲的转折是在1936年。在莫斯科公开审判和那之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同时他痛恨被称之为苏联共产主义模式的一切。他在党内一直呆到1968年。他不相信反对可能产生什么效果，他认为我是一个堂•吉珂德。而只有当KOR成立，他才知道我并非发疯。
比较我和父亲的处境孰好孰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父亲这一代人的经验是不可相比的。他们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是一场其目标对于普通人来说是绝对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战争。突然在他们面前展示一个目标是，创造一个没有战争、贫困和压迫的世界。这是一种信仰。
我反对共产主义做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我从来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共产主义除了是苏联的一个诡计之外什么都不是。我始终相信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巨大灾难。一个由人类成员构想出来的前景并且得到数万人的赞同。至1936年，我父亲真的相信创造一个完美社会的可能性，而我却相信完美社会只有在集中营里才会被创造出来。

雅鲁泽尔斯基：你的演变对我来说十分清楚。到KOR出现之前，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清楚的。而KOR却不是，我将之视为服务于外国势力的某个颠覆团体——尽管服务于谁并不清楚。它似乎威胁到我们发展的步调，尽管有过挫折，但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进程方向。潜意识中，我也意识到了某种相当的尊重，而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很具体。
我弄不明白甚至在道德上觉得黑暗的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团结工会是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运动而出现的。简言之——包含了右翼，甚至带有民粹主义、左翼社会经济要求、保守的和地方性的政治。我想激怒你，因为这些深深卷入的人们，像你一样，是在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名义下认同这个运动，这意味着反对共产主义的任何人都是一个同盟军，你们会以一种类似斯大林、邱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那种同盟而终结，于其中给每一个人留下了空间，从Jerzy Giertych 到库隆，为了反对更大的邪恶。但是对你来说，后来变得纠缠不清，因为前联盟现在正在执掌权力，在许多方面很像一个共产主义者，甚至更坏。你曾经说过是：“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
我要问你——同时也以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如下问题：怎么能够否认这些人的贡献——他们相信由雅尔塔条约建立起来的框架,将比我们甚至我们的儿孙们更加持久？这不是朝向莫斯科进军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都身处其中的框架，是扩展它和造成更大自主程度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波兰比其他任何共产主义国家做得要好。我指的不仅是教会，包括农村这个私有制的堡垒，还有比如科学、文化甚至军事，都有着它们自身独一无二的位置。
你拒绝了解这些。你将我们视作拥有一切权力只是拒绝使用它们。当然，我们是否做到将足够的精力放在拓宽这个框架，还是可以讨论的。我马上就要提到我们的军管法，毕竟，这是为了一个争取更大的主权国家斗争的一部分。首先，我要解释我的行为；其次我可能说出一些不同的东西。
当我环顾四周的世界，我想起阿勒克塞•托克维尔所说的：“如果很多捍卫政府的保守主义者，仅仅是因为保存各种各样的特权和地位，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许多看上去反对它的人，仅仅是为了自己获得它们。”

米奇尼克：对我来说，为什么共产主义对于反对派有这么贫乏的看法，仍然是一个十足的谜。KOR的成员是非常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他们也是非常现实的。他们并不鲁莽急躁，大多数他们也没有统治欲。
你在KOR成员面前提出问题：怎样在一个由雅尔塔和勃列日涅夫教条所划分的世界上为捍卫国家主权而斗争？我和KOR的其他成员如库隆、Jan Litynski 、Zbigniew Romaszewski 当时都写下了答案。但是一个人必须带着良好的信任去阅读它们，而不是听信警察的报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团结工会是反对邪恶的一个联盟。其中有三个大的政治文化：天主教民族主义、工人阶级的民粹主义——换句话说即社会经济的要求，包括人的尊严的要求，第三是如此根植于波兰知识界的民主文化。
团结工会中存在着宣称反犹太人立场的人们。我们始终坚决地反对这种倾向。但是对我来说，团结工会是一个理性的榜样，像反对希特勒的同盟。对斯大林是何许人也，邱吉尔不存在幻想——尽管罗斯福可能有一些——但是他认为希特勒是邪恶的，于是欢迎任何反对他的盟友。
我们一直在谈论精英阶层，但是团结工会是一个上百万人的群众运动，起因于最原始的政治良心。他们想要生活得更好一些。少一些贫困，少一些恐惧，多一些权利。但所有这些并没有造成一个政治纲领。团结工会具有一种精神氛围。它的纲领是不屈服于共产主义，学会如何培育已经打开的自由范围。社会危机更多的体现在改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要求上面。

雅鲁泽尔斯基：这就是Szczepanski教授所说的“消费者的造反”。

米奇尼克：如果Szczepanski教授曾经像洛兹的纺织工人那样生活一个阶段，很有可能他会说这是饥饿和贫穷的造反。我认为他们是对的，和他们在一起是我的责任，尽管我知道他们的斗争缺少方向。
如果我们谈论团结工会造成的联盟，那么我必须说，从一开始，便有一些我不可能参加的某些人们所卷入的运动。但是我认为，因为我是在为民主而战，我必须运用民主的方式。比起“真正的波兰人”或者Marian Jurczyk，我更担心掌权的共产主义。因为自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68年事件以来，我已经对党的“战无不胜”的能力不存在幻想。许多人认为我是冷血动物，而我仅仅是现实主义的。
事情有个先后顺序（某些事情是事先考虑的。）有些事情你不喜欢，但是你不视它们是首先需要对待的。我指的是在12月13日之后，在支持和反对专制制度人们之间的分歧。我们可以稍后讨论天主教的社会教义或者“民族民主运动”endecja（而不是在那个时刻。）
在8月争论和Bydgoszcz事件（从1980年8月到1981年3月之间）期间，我相信我们在分担对于国家的责任，想要寻找一种真正的一致。但是当我听到“正常化”这个概念时，会感到不寒而栗，“正常化”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捏造出来的一个词，意在回到专制。我担心你想要把团结工会拉回到PAX（一个注册的天主教会和政府的合作组织）的道路上去，你想要使其适应于共产主义专制。
你说过，“我们既需要造反者Traugutt，也需要和俄国调停的Wielopolski。”这条理性的思路与我如此接近。但是，为什么它在现实中却变得如此荒谬？Wielopolski宣称“我们波兰人必须和俄国人调停因为我们过于弱小不足以反对他们。让我们达成一个协议，在这个框架之内力所能及的建设一个美好的地方。”而另一方面，共产主义者又说：“我们正在地球上建立一个最美好的制度，任何人还想要别的东西就是反对波兰。”
在1981年12月13日之后，谁宣称我们可以谈判协商？是团结工会。谁说谈判不解决问题？是共产主义者。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的协商是前往科特达祖尔还是签名效忠，要不直接进监狱或者让别人诅咒我。从这个立场看过去，你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变得认为这个制度不是掌握在波兰人手中，我们认为掌权者是一个异化的小团体，苏联化的波兰人。
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反对将共产主义者和Wielopolski相提并论？Wielopolski说出了真相：“如果我们组织一场造反，我们不可能赢，肯定会完蛋。让我们尝试达成调停。”而共产主义者却说：“苏联是一个美妙的地方，正是我们所要朝向的目标，她是进步与和平的捍卫者，免遭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如库隆、米奇尼克等人的破坏。”
你采取这种不可思议的举动。你在报纸上这样做。不管我实际上对其含义明白多少，，这仍然使得我倒抽一口凉气，因为这纯粹是暴力的语言；意识形态暴力和权力语言。你并没有说为了波兰需要做什么，仅仅说如果保全你自己而反对正在到来的人民的波涛。
这就是为什么军管法仅仅扩充了你作为国家首脑、你统治的范围，而给予社会的自主性以沉重打击。直到12月13日之前，我一直在分析权威们的确信和他们的责任感之间的冲突困境。但是在13日，这种冲突不存在了。

雅鲁泽尔斯基：我希望我们今天所说的不被当作一个怨恨的前政治家的话来理解。我接受所发生的事情，我为所发生的事情承担自己的那份责任感。我希望当时的改革是成功的。我认为目前的的挫折感和失望应该归因于这个事实，人们太多理想和幻想，认为一旦我们身处自己的家园，每一件事情就像有魔棒触碰似的得到改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悲惨的缘故。
至于1980年代初期，可以说情况非常糟糕。但我们仍有权说，我们开始了在当时看来是可行的经济变革。前制度是在违反经济规律和漠视人类良心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可否认：在那里还存在一定的社会和道德的原则。我并不是说那些各种各样的扭曲和肮脏的交易，让我们先把这些放在一边，我们认为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当我任总理时，我向议会提出的第一个讲演中提出了政府所要承担的十项最重要的任务。现在，当我翻阅这个演讲时，我对自己说，你真傻！这十点包括保证食品的供应、医疗保障等。我并没有抛弃这些承诺，我尽最大可能实现它们。在论及我本人和前制度时，我希望不要忘了这些。
问题在于，是否我们必须采取我们正在谈论的某种捷径，像以南美洲那样一种方式来结束，还是采取来自劳动团结工会（Labor Solidarity）的Karol Modzelewski的建议？这条道路更加漫长但是付出较小代价，能使我们摆脱失业和给人们提供教育、文化和医疗健康的基础。

米奇尼克：也许我看到的图景有些曲解，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历程是容易的和愉快的。1989年选举竞争时，我处在这样的人们中间——他们说我们不必提出一个充满谎言的纲领，而是去答应保卫我们公民同胞和他们的公民权。从这点来看，我们当中没有人想要掌握政府。也许现在有人宣称他们当时就预见了所要发生的，但是当时我没有遇见过。我当时听到一些批评，说这是“粉红色的人和红色的人联手所为”，说这是挽救“共产主义的尝试”。
当我写“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一文时，我是在建议团结工会和共产主义者达成一个特别的调解，我受到我的同伴们的攻击而不是来自你们那一方。他们说我疯了。我记得和塔•马佐维耶茨基有过一次谈话。我们在华沙散步，他富有耐心地向我解释形势：“如果我们掌权，我们将摒弃所有旧人员，他们会毁了我们；我们还将不得不对付难以解决的经济危机。”
对我来说，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我们必须将事情朝向一个特殊的方向。我相信圆桌会议可以表述成我们的西班牙式的，于其中双方都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将尝试为建立民主制度而并肩工作。这个协议强有力的一点是，人们相信团结工会的巨大力量，它作为一种神话或者一个运动深深根置于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根植于不同的年龄和社会组织，并且和教会、教皇的力量携手共进，后者的权威可以被用作困难的转折时期中发挥稳定的作用。
但是这个协议有着巨大的弱点，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其结果是大多数团结工会的精英都不愿意赞同圆桌会议的哲学。他们宁愿采取“去共产主义化”的修辞学。我强调，如果认为修辞学比实际去做来得更重要，这是所有可能性中最坏的一种。因为它制造了一个幻觉，认为“去共产主义化”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事实上，什么也解决不了。“团结工会”的“团结的哲学”打开了通往“分裂的哲学”的道路，至少对于持续的改革来说。
当然，此时天主教采取了一个转变，我至今都不是很理解这种转变。我想采用法国一本著名的神学著作的书名来说明——《从事项举要（Syllabus）到梵蒂冈二世》，那么教会的转变可以说成《从梵蒂冈二世到事项举要》。
我不认为——至少从一开始，我们便允诺了奇迹。我们真的不想掌权。

雅鲁泽尔斯基：我也是到了1981年才涉足此领域。

米奇尼克：当时在团结工会内部，我们的战略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议题：我支持罢工是为了保卫工会，而我反对所有旨在社会及经济方面要求的罢工。我最担心的指责是，像我这样的人，仅仅把工会当作一门政治上的大炮，而阻挡意在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所有自发性努力。我没有听说过由工会核心领导所支持的纯粹经济意义上的罢工。
但是团结工会是一股不可控制的力量。与工人阶级社会和经济不幸相吻合的是民粹主义这一翼，它是难以想象的强大，在工人阶级中间引起巨大同情。一位来自洛兹小城的Nowakowska女士曾经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她将前期团结工会的路线定位为全部经济危机而不是政治危机。在工厂里，存在着这样巨大的竞争——看哪个组织可以提供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许诺）。团结工会屈服于这种压力。
团结工会的领导面对下列二难困境：和经济要求的联盟保持距离，冒险与官方的某个分支或者Albin Siwak 相衔接，要不就是在一个独立联盟的框架里与这种倾向并存。当然，有人真的相信当局拒绝屈从他们的要求是因为不想这么做。在团结工会内部，所有官方政策都被理解为其目标在于毁掉这个联盟。权威们通常用“过激分子”、“反社会主义因素”给这些团体命名，旨在试图分裂团结工会。每一个人都在担心这种讨论将会被导向何方，对这种讹诈引起的反应通常是往后撤。
政治提供了这种形势的钥匙。但是集中在政治危机上的结果是不可能达成任何一致。人们感到全部时间都被另一方用作政治游戏，如同苏联的压力和操控一般。对你的草根支持者说一些并非流行的事情，而你又不能拿出具体的变革方案，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回声是，反共产主义宣传宣称在共产主义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所有宣传的本质。
人们很难习惯他们原先拥有的东西现在被拿走，而很容易适应他们刚刚得到的东西。1980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乘早班火车从洛兹到华沙。当我往火车站走的时候，天仍然很黑，但是人们已经在肉店门前排起了长队，尽管实际上要到11点才开门。为了将手中的肉票换成一块肉，人们必须早晨5点钟起床等到11点。我们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不用排队就能够买到肉，同样也习惯自己可以拥有一个护照，习惯不用签证就能到欧洲旅游，你只要买一张票就能走。同样习惯于不要按时按点收听欧洲自由电台，因为报纸已不存在审查制度。但是人们不能习惯这样的事实——当然我理解他们——为孩子们准备的夏令营现在泡汤了。
你提到共产主义的道德基础。当人们在牢里时，会诅咒自己的命运，但是在牢里他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睡觉，他吃什么；他知道每周洗一次热水澡，每两星期他可以去监狱商店里买东西，以及每周两次刮脸。而一夜之间，他从牢里被放了出来，为他的自由洋洋得意。但是他不知道去哪里睡觉，不知道他吃什么或在什么地方洗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是一种没有责任感的生活。
你刚才提到作为总理，他的责任是提供医疗、图书馆等设施，是十分典型的。我不会投票选举这样的总理，因为他欺骗了我。他允诺我某些东西，我便做好记号等待着他的兑现。但另一方面，这个制度没有分派我照顾自己的责任。其结果是，一种有趣的心理结构出现了：一个人放弃了他的所有责任感。一种剥夺了责任感的制度，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制度。
共产党人国家将自己与图书馆、学校联系起来，但是我提出否认的论据是——什么样的书会在那样的图书馆里找到，而什么找不到；在那些学校教什么而不教什么。这是这个国家的家长制统治模式。与此相反，目前正在运转的国家，就所有令人不愉快的方面来看，是卷入了一场家长制的模式和为成年人提供的模式之间的巨大冲突，前者是根据幼儿园的原则，根据小孩子和老师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

雅鲁泽尔斯基：即使这样，正如这个总理所说，当时我们的情形好过我们的邻国。这对你来说并不重要，但是我们都曾经是旧制度中的异端孤岛。在一个采访中我说，“你们走得太快，而我们走得太慢了。但是这些都是现实。”

米奇尼克：当Czar Aleander的兄弟、Konstantin王子想要和波兰人缔结一个协议时，他遇见一位波兰人知识界的领袖Andrzej Zamoyski并问他：“我能为你们波兰人作些什么？” Zamoyski答道：“从这个地方撤离。”对此，Konstantin的反应是：“这是我们不能为你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接受当时最大多数波兰人的问题是渴望一个主权国家，那么这正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相匹配的情景。
但是我们如果来看1980——1981年期间波兰人的要求——最低限度的社会、民族自治、真正的多元化——这些对于国家和党的领导人来说，真的是过分了？据我所知，团结工会的要求并不比这更多。我相信，在Bydgoszcz事件之后，当权者有一个政治创建的巨大机会……

雅鲁泽尔斯基：……而同时部队正在聚集，Kuligov 和Kryuchkov正好坐在这里？绝对不可能！如果在Bydgoszcz事件之后再来一个总罢工，那么这将比12月那一次更加危险，因为此时团结工会像吵吵嚷嚷的人群一样发挥作用。军管法——尽管你坚持认为这是最消极的做法——实际上控制了整个过程，不至于完全失去了方向。
从战略上说，你们都是鹰派，我指的是你们都相信从长远来说，这个制度必须被推翻。但是在战术上，你们都是鸽派，尽管你们其中有些人如库隆有时候会兴奋得大叫。

米奇尼克：这是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分析。

雅鲁泽尔斯基：库隆有说那些最好保持沉默的事情的习惯。当我们见面和听你们说话时，库隆令我想起一个难以控制的咯琅施塔德的水手，除非由他来执行绞刑。

米奇尼克：他从来不想伤害一只苍蝇。

雅鲁泽尔斯基：你像一只蜥蜴和老虎之间的杂交品种。蜥蜴狡猾灵巧，而老虎只想吃掉我们。

米奇尼克：我们相信——正如Holy Scriptuers所说——将播种和收获的问题分开。我们好战的欲求也是针对制度，从来不曾针对个人。

雅鲁泽尔斯基：在我看来，你们的运动是由鹰派所主导，包括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方面，或者毋宁说是战略上的鹰派，战术上的傻瓜。

米奇尼克：也许，但是还有瓦文萨……

雅鲁泽尔斯基：他实在是难以描述。如果有人早上说一件事情晚上说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是很了解他，那么就难以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们向全国提出经济形势的警告；我们有统计数据。煤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每样东西都建立在煤之上。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东德都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我们失掉了数十年建立的契约。对我们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当我翻开那时期我的笔记本，我所看到的是“煤，煤，煤。”
我承认军管法之后，我们缺乏重新对话的勇气。无疑地，我们必须做得更多和更快。而另一方面，1981年的形势是另外一副情景。我们经常在讨论建立一个联盟，由各界和政府的代表组成。但是你们拒绝作为分支和一个独立的联盟坐到同一张桌子上来。这里的民主到哪里去了？也许你们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的可疑背景。今天，我至少可以谈论1981年11月的三方联盟会议是我发起的，而它为什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我们真的想要创造一个“民族理解阵线”。

米奇尼克：这是一个反团结工会的阵线。一个拥有9百万人的联盟坐下来和这个单个的联盟平等地会谈，就像我建议你作为党的第一书记，坐下来和Moczulsi这样的KPN（独立波兰大会，一个政党）交谈。你肯定会被这种傲慢激怒了。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存在一种真诚的对话的要求，那么人们将能够互相交谈，如果可以说的话。因为他们并不想开枪或者互相挥拳。

米奇尼克：在军管法公布之后差不多两年之内，我每天都在头脑中和你说话。我经常说：“将军，这么做完全不值得。你不可能永远地在恐惧和冷漠中维持一个社会。让我们一道来吧。”然后我捡起报纸，阅读你的回答，将军，它令我想起了所有逝去的一切。

雅鲁泽尔斯基：但是你正在谈论军管法。

米奇尼克：我把这一切都看作是共产主义的逻辑。共产党人有能力在战术上采取后撤，但是它不会永远忍受国家的非极权情形。当时，你在所有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得不想象倒退到1947年和准备动用部队。”这意味着您想再往前推进一步，当然这是更方便和更有效的。你想谈论卷心菜和煤而不是政治。而只要你还不想谈论政治，你便不具有我所说的可信性。对我来说，结果表明是严肃的党的争论，都围绕着如何对付团结工会。称之为改革的一翼从来也没有试图认真地与我们讨论政治问题。

雅鲁泽尔斯基：团结工会很少承诺关于自由、民主，至少在公共场合，却最大地承诺关于未来更大的社会公正。但是，就最广泛意义来说，战前的共产党人实现了他们曾经的许诺。谁在这个国家根除了极度贫困？谁为上百万人避免了一种植物般的生活？我生活在深宅大院里，但是我曾经被极度贫困的人民所包围，他们的小屋中地板肮脏，十分悲惨。我只访问过他们一次，因为在那些日子里，进一步的访问肯定不合适。今天我住在郊区，和成百上千个农民住在一起。这是所发生变化的一种尺度。我曾经是这个国家将近四年之内的总司令，将近十五年的国防部长，十年之内的重要人物。顺便地说，我不是在抱怨我自己的处境。

米奇尼克：党的第一书记住在Bytom干了什么？或者是为了他的责任或诸如此类？

雅鲁泽尔斯基：我们先前在谈论在武装部队中将军和上校被分派的权力，是你把问题整个扯到别的事情上面。让我们不要把他们说得比事实更坏。因为他们要忠实地服务于他们的上司，如果波兰还没有崩溃的话。

米奇尼克：但是Sierakowski 和Traugutt起义了。

雅鲁泽尔斯基：让我们不要提及因为他们的行为付出生命代价的人。

米奇尼克：同意。但是我对你的主要谴责在于，你从来没有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待我们说话，而总是像对待幼儿园的孩子那样“不要碰那朵玫瑰，安迪，你会扎了自己。”一次也没有，除了1956年有过一个短暂时期，我们曾经有过一次正常对话。除了报纸的语言和模棱两可的话之外，什么也没有。从这点看过去，我开始在想，在统治集团内唯一持续的是要求统治。

雅鲁泽尔斯基：我们正在谈论的在其观念中有一个主要的罪：一种将社会理想化和将一切负面的因素归置于共产主义的影响，包括认为第二共和国是美好的。但是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必须说：“可爱的波兰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你是值得尊敬的和值得重视的，但是请记住覆盖你的阴影不是45年而是450年。”一个人不应该沉湎于任何陈旧的庸人角色，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波兰人。
你说罢工在宣布军管法之前就停止了，这不是实际的情况。所有的大专院校都在罢课，在卢布林，甚至有些中学也在罢课。当时的情况令我想起华沙起义：那些怂恿起义的人事后说：“因为年轻人已经被激怒，他们想以自己的方法击退德国人，这是没有选择的。”

米奇尼克：我猜想十年之后，或者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现任总统那里听到如下解释：“整个民族都在等待，它有弱点，总统也有问题；比起Wladyslaw或者毕苏斯基国王，他不可能做得更多。”我是最不为我的农民兄弟感到愧疚的人。在12月13日之后，我经历了一个和民族记忆休戚与共的短暂时期。然而，你不会发现我在第二共和国的记忆中所发现的东西，我将它们表达在军管法之后我写的文章以及目前我编辑的报纸上。
冒昧地说，现代波兰仍然根植于谋杀Narutowicz总统《春天之前》这本书所描绘的关于Zeromski的丑闻、以及1926年5月的军事政变事件之中。但是，在40年内，你端出来的是一套内战时期的罕见的谎言表述。将一个民族理想化是危险的。另一方面，我基本上反对根据民族的劣根性来对波兰历史作出分析。必须作制度分析和分析波兰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谈论民族的劣根性将我们导向神秘性或者遗传学。这些我不懂。德国人有一个完全不同于波兰人的历史，但是，如果你想要看到一个真正的Polnische Wirtschaft（“波兰处理事情的方式”——一种德语的贬义词），你将要访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当然，在波兰历史上贯穿着这样的问题——一度时期由年轻人的激情占了上风，主宰某个关键时刻。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我视作团结工会源泉的力量——事实上，这吸引了年轻一代，而你却视作一个威胁。这是很有意思的，里普斯基当时说过同样的意思：“当我看见这些年轻人时我很担心，因为华沙起义时我也在场，我知道这会导致多么可怕的结果。”但是我现在套用一句陈词滥调来说，这就是生活事实——聪明人视作危险的，年轻人看到机会。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当时不采取军管法，你认为情况会是怎么样？我知道关于军管法有很多意见。对我来说，团结工会，或者说后团结工会仍然以一种如此主观、英雄赴难的眼光来看军管法，这是十分难以理解的。说到底，越是将军管法妖魔化，人们为自己绘制的图景就越得到提升。
我们不知道未来关于军管法的争议如何，认为它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你涉及到西班牙的经验，那里的人们同心协力，同意对于过去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争论，不管谁对谁错。当我想要强调我当时所说的这些时，我再一次意识到我曾经是个压迫者而你是一个被压迫者，我想在政治的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道德的意义。
有时我也在想为什么在拉多姆开完团结工会的民族委员会会议之后，我没有乘坐一架飞机前往格斯坦克，此时瓦文萨说“痛击所有的共产党人”而令我们感到吃惊。我可能对他说：“阁下，请吧，我恳求你，我坚持——做某些事情。”但是我也可以问问瓦文萨或他的朋友们为什么不给我们递一个信，以便（影响）在拉多姆所谈论的，以及什么是他们不想面对的。否则，我不能想象我可以去格斯坦克，或者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我理解瓦文萨此时在工会的地位已经削弱——在他的自传中他写道——他不可能有什么其他的举动。

米奇尼克：为什么你把所有这些都归因于拉多姆？它只是昙花一现。

雅鲁泽尔斯基：接下来就是瓦文萨在Radoskor工厂所召开的大会，在那里他说不可能达到一致，因为没有谁能够和谁一致。

米奇尼克：但是基什查克将军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采纳军管法是在两个月前就决定了的。

雅鲁泽尔斯基：我们在技术上做了一些准备，但是并没有到我们必须摁下按钮的地步。温度在升高，国内国外都是一样。我们不得不作出决定，我们也尝试赋予临时权力的合法性，例如，包括在正在来临的冬季制止罢工。有人对此有争议，认为我们不必等待一场罢工而需要运用紧急状态法来抓住机遇和重整秩序。顺便地说，这并不包括解散团结工会的措施。我意识到你们那方会发现紧急状态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但是你们必须理解我们将之视为拯救这个冬天的唯一措施，在12月初，我给Stanislaw Ciosek写过一个字条“为了防止灾难的发生，我建议在大城市将几个地区的居民集中到一个地区，只有这个地区可以拥有中央供暖。”他很认真地对待。那时我们无法不这样想。当然，还有莫斯科的存在。
只有你把所有这些事实都加在一起，你才知道我们处于什么样的压力之下，和所感到的责任感的份量。我们周围——从Kubia到Siwak 都十分赞同，不管他们实际上存在的分歧。当我最终摁下按钮，我感到如释重负。
存在着两个看问题的角度。第一，它是可以避免的吗？如果是，如何避免？第二，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什么样的结果？我是在两种恶之间选择了较小的一种，所以不得不批评其后所发生的。

米奇尼克：假如可以说，五月政变（1926）没有发生，那么，the endecja 便不可能引进一个权威秩序，我们也就不会有波兰人的法西斯主义。但是，我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知，在这种事情上并不存在着所谓历史必然性。的确存在一种框架，但是在这种框架中，存在着不同的行为方式的可能性。如果你将哥缪尔卡和纳吉放在一起比较，你就会发现存在多么大的机动的空间。
你说你们所有的人达成了一致，从Kubia到Siwak。（这样）我们可能被指责说——这种指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这种结果是我们自己招致的。我对此看法不同。我要说，当权者们虽在战术上有所不一致而在战略上基本是一致的，即自我保存。不惜一切地追求“正常化”而已。从拉科夫斯基到Barcikowski，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类似信息。
你提到分派责难的问题。我对此有不同回答。在12月13日之后我的文章中已经公开回答过这个问题：共产党人应该被谴责，因为他们是一群暴徒，从一开始就想把我们置于死地。
我的第二个回答——私下里对库隆说过——我们也是应受责备的。我们两人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库隆认为当时就可能举行自由选举，那是在1981年的秋天；我则认为有一种妥协是可能的，即采取两个议会的立法机构，其中一个按照共产党人的原则来选举，另一个根据团结工会所认可的原则。
我的第三个回答是在1991年春天的莫斯科，我对俄国的民主派说，“不惜一切代价，你们要寻求和戈尔巴乔夫达成一致，因为如果在俄国实施军管法，他将得到西方人的支持。你们必须停止去想自己是多么正确，停止去想如何捍卫自己的立场。”此时我说了我从未说过的话：——从我这一方面来说，需要为军管法在波兰的实施承担某种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创造一种对话的语言。如果谈判破裂，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在圆桌会议期间，我的政治立场来源于1980——1981年之间妥协破裂这个事实，感到现在自己要使得妥协成为可能，记住它先前的失败。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于假如没有实施军管法这个问题，不做出简单的回答。从什么地方给出我的论据？在我看来，1981年上半年有着妥协的机会，后来却释放了对抗的动因。哪一方都不相信妥协是可能的。依我看，其主要责任在你们一方。
对我来说，军管法的真正结束在是在圆桌会议。这意味着我改变了自己的推论。如果波兰共产党人像他们的兄弟党在罗马尼亚或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放弃权力，我们将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军管法和它的怂恿者。在圆桌会议上，我承担起和一个特殊人物达成了某种和解的责任——基什查克。我曾经写过一封言辞恶毒的信给他。如果我现在所说的不同于以前所说的，仅仅是因为在这个过渡时期环境发生了变化，那么我就是一个卑鄙小人。我完全知道基什查克过去承担过什么责任。但是，假如在圆桌会议上我对基什查克说，如果我掌权的话，他将因为军管法被送进监狱，我现在提出这种要求也是不光彩的。
在波兰有人说圆桌会议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必承认共产党人的合法性，而必须做一切事情获得正义。我们不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圆桌会议，多少人将失去生命。我很高兴自己为促成这样一种局势而出过力——这个转变没有流一滴血。并且对于我们的前统治者所作出的贡献，我也不能视而不见。
当然，我这一代人经历的许多事情是永远难以忘记的，我将永远记住Wujek矿山事件，因为我感到对这些人自己是有责任的。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两种恶中较小的恶。一种较小的恶，并不是在12月13日的语境中我可以认同的概念。
如果没有实施军管法将会出现什么结果？对这个问题要么无解要么有好几种解释。存在着一种负面的和消极的说法。如果我们逐个分析在那一周内导向军管法的所有事件，也许可以说，形势并不有助于达成某种一致。时间也不允许。但是必须说在那段期间，没有人询问真正的问题所在。雅鲁泽尔斯基是否抵达格斯坦克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不管他在那儿说什么，俄国干涉的威胁总是在某处伺机等候。主要的问题是不存在一种有关政治话题的严肃讨论。
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谈论两种恶中较小的那一种，那实际上应该是共产党人部分地放弃他们的权力而不是实施军管法。
有人认为团结工会走得太远了。团结工会应该受谴责的是——他们要求得太多。这些说法也许是对的，团结工会的政治思想受激情、恐惧、憎恶、夸夸其谈所支配，在战略、政策和方案之间缺少区分。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在戒严的当晚，团结工会正准备起草一份特殊的东西，我称之为“有组织地反共产主义”。我指的是Marian Jurczyk，他宣称用绞刑架来威胁共产主义者，并说在政治局中是犹太人控制了波兰，他知道他们当中有谁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有谁隐瞒了其出身。
我记得（政治局成员）Stefan Olszowski对这番话的回应。他并没有提及有人热衷反犹主义，而是简单地指出这个错误，因为不管是雅鲁泽尔斯基还是基什查克都不是犹太人。我坐牢的时候曾经写过一封信，这样形容军管法——一群持枪暴徒袭击疯人院，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不甚恰当。
说到底，关于责任的问题，我并没有一个答案。我不知道，假如我感觉自己的决定会令上百人致死、千百个弱者踏上不归路，我将会怎样行动。
人们仍然可以不同意这样的看法，雅鲁泽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实际上并没有沿用这条思路，而仅仅是想保住自己的权力。这种论辨的方式在别处类似的地方已经很容易地被接受，比如智利的皮诺切克将军。人们赞同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法而谴责皮诺切克是一个暴君，或者赞同皮诺切克把智利从共产主义中挽救过来却谴责军管法是一个罪恶的行动，这些都不是偶然产生的，这两种看法对我都没有吸引力。我所不能忘记的是，智利和波兰都曾经避免内战，在从专制制度中摆脱出来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由某个将军所实施的军管法。
不管是在智利还是在波兰，我都毫不含糊地反对专制，而现在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现在是停止所有各种讨论的时候了。如今军管法是历史学家、报界人士、作家、牧师、道德家和忏悔者们的一个话题，而不再是提出公诉的一个主题。

雅鲁泽尔斯基：其中每一个论题都提出了不同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我整个一生最具戏剧性的一个决定。我说过我感到如释重负，但是这不应按照字面上来理解。我不再面对二难困境。衡量所有有关事实，都将我带向“较小的恶”面前。人们不应滥用这个概念，但是它提供了一种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所处形势的一种简洁描述。
团结工会采取了某种自我夸张、自以为是的语调。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我们也经常说：“社会信任、期待和要求”诸如此类。甚至最有力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权利说这些东西，因为社会从来不是整板一块。

米奇尼克：你认为大多数波兰人想要军管法？

雅鲁泽尔斯基：我不想用大多数或者极少部分人这样的概念。

米奇尼克：绝大多数人并不想要军管法；他们想要达成协商。

雅鲁泽尔斯基：他们想要协商，但是如果协商不能实现，他们想要安宁。人们并不怎么喜欢我们，但是可能不喜欢其中的某个人，甚至视他为十足的坏蛋，但是如果我落水了而这个坏蛋把我救出来，我会说：“我认为你是一个坏蛋，但是谢谢你救了我。”

米奇尼克：我唯一准备接受的事情是——臭名昭著的军管法令上百人死亡、数千人受冤屈，但是波兰存活下来，而不是苏联入侵。在这一点上，我的想象力停止了，因为那会在波兰的范围之内拥有一个布达佩斯。这时，所有的争论便失去了基础。

雅鲁泽尔斯基：当时的掌权者相信保卫这个制度是必须的。

米奇尼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雅鲁泽尔斯基：但是你拿波兰的任何一年和1981年比较，虽然法律意义上的多元化尚未存在，但是我们有着事实上的双重权力——每一个人都感到他们正在发挥作用，他们实际上处于某种当家作主的状态。

米奇尼克：那你为什么不试图将这种双重权力付诸制度化？

雅鲁泽尔斯基：为什么你没有做……

米奇尼克：我们试过，也许是不成功的和在技术上是不成熟的。但是你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你有权力。如果煤的问题真的如此重要，那么为什么没有一次来和我们来谈谈煤和党的领导作用。

雅鲁泽尔斯基：我认为你不能否认，在1980年和1981年9月之间，当团结工会发展壮大时，我们的权力遭到严重削弱。所有的趋势都朝向一个方向。

米奇尼克：不，现在请听我平静地和富有善意地说，在1956年和1970年，存在着两次大的巨变。每一次都有可能不是导向恢复旧秩序。

雅鲁泽尔斯基：实际上都没有能够。

米奇尼克：不完全。但总是回复到一种政治权力的刻板垄断。就没有回到恐怖而言，1981年10月证明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再度出现了政治犯。当年哥穆尔卡把库隆和莫泽莱夫斯基关押起来，是因为他们给大学的党委会写了一封信。

雅鲁泽尔斯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米奇尼克：这不是无稽之谈。这是十分合乎逻辑的。我们将这视为共产党人臭名昭著的平衡规则的体现：每一件事情都要回复到平衡状态。

雅鲁泽尔斯基：这是一种有色眼镜的结果，而并非是准确的表述。当时，我们正在对付没有现实的政治力量在其后做支撑的自发运动。1980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性质起了变化的新的团体，一个实际上比党还要强有力的运动。

米奇尼克：但是你想运用你的间谍网来瓦解它。你可以问问基什查克将军，在12月13日之前他在团结工会领导层安插了多少代理人。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他这样做，也只是想了解所发生的事情。

米奇尼克：并不仅仅是刺探情报，而且是制定政策。每次我问自己，共产党人如果不用军管法而使得我们偏离轨道该怎么做，我就想起Mikolajczyk的处境，想起那样多的代理人进入农民党内最终把他赶走。我绝对相信这种情况正在发生。Rokosi用“香肠战术”来描绘你干掉你的敌人的过程，一次切掉一片。这正是你要做的。先是Moczulski，然后是库隆和米奇尼克。你在整个运动中安插了你的代理人。我先是在Mazowsze地区发现了这个，后来达到一个几乎占大多数人的一个程度。去问问Zbyszek Bujak吧，他那里的人们几乎将他打翻在地。我是如何知道他们都是代理人的？因为你颁布了军管法，他们对此毕恭毕敬并从此消失。

雅鲁泽尔斯基：如果我们还想谈得具体一些，我对团结工会与其他联盟1981年11月大会的结果感到很失望。这个机会不应该被拒绝。你们一方中断了会谈，仅仅因为你们想在筹建的工人团体中占据七分之三的席位。

米奇尼克：你是否想说引进军管法是要保护其他联盟分支？这并不是一个严肃的借口。

雅鲁泽尔斯基：不。但是你说过我们没有朝向正当方向跨一步，我正在说的是，当我们迈出这一步时，你们没有回应。大主教能够和我们坐在一起，而你们不能。出乎意外地，你们所有人如此关心自己的手是否干净。

米奇尼克：你并没有回答我主要的问题。在整个时期，你只想谈论卷心菜，而不是政治。

雅鲁泽尔斯基：不是这样的。一个新秩序的确是我们想要讨论的。“民族理解委员会”想要成为一个论坛，与其中我们可以讨论重要的问题。我必须说——因为我有权利自卫——后来的发展表明我们是对的。说到底，每个人都坐到了圆桌会议面前。但是我们怎么能无视在拉多姆发生的情况呢？

米奇尼克：你讲得不准确。在实施军管法之后，结果是团结工会完全不再准备任何对抗的形式。我们没有一支枪，没有一枚手榴弹，没有一只盛满汽油的瓶子。我们实际上能够谈论什么呢？拉多姆仅仅是我们不想再往后撤的一个象征，而不再有其他。现在我理解你的处境：你接受了这个会议的传抄本是团结工会正在谈论痛殴共产主义者，于是你有权利感到愤怒。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样考虑，瓦文萨只是担心自己被孤立，于是他破釜沉舟。但是实际上，这不能说明任何东西。

× × ×

米奇尼克：衡量民族、社会和个人成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当中，有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完全有可能的是，如果在Bialoleka（米奇尼克曾经坐牢的地方）的卫兵抓住我试图逃跑，他们会杀了我。而如果在12月13日这个民族剧变的时刻，我住在临近你、基什查克将军和拉可夫斯基总理的隔壁，而我又有可能有枪，我自然会把目标对准你们。
而另一方面，——以某种方式我们都赢得了胜利，我视这个为拥有巨大意义；今天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论所有这些，没有仇恨，没有敌意，以互相尊重的方式，保存我们各自过去的真实。如果波兰有机遇——我相信她有这个机遇——她将建立在人们有能力互相交谈而没有仇恨和敌意。

雅鲁泽尔斯基：两种恶中较小的一种，这种想法在当时整个占据了我。我仍然相信当时所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我今天知道人们必须尊重争论中的另一方。但这不是一个白相对于黑的问题，而是试图去理解另一方。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在任何问题上和另一方达成一致，而是我们可以相互理解。这是最重要的。

崔卫平译

1956：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历程

Mon, 25 May 2009 09:51:36 GMT

匈牙利《地平线》杂志2006年“匈牙利事件”五十周年之际对匈牙利前总统阿帕德.岗茨的采访

翻译：罗原

阿帕德.岗茨从1990年到2000年任匈牙利共和国总统。这位84岁的前总统年轻时主修法律，却从未当过律师。他积极参加了1956年的革命，次年入狱，并在狱中学会了英语。在过去15年中岗茨一直是最受爱戴的匈牙利政治家，很多人至今仍亲昵地称他为“阿皮大叔”。

问：总统先生，那些不熟悉匈牙利现代历史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一次失败的革命对许多人来说却如此重要，您说过1956年在您的生命中比过去15年还要重要，虽然过去15年中您成就了一个政治家能够成就的一切。

答：这很难说清楚。过去八十多年中我经历了很多。我看到了战争，坐过牢。我当过工人和农艺师，后来成了一个知名的文学翻译家，甚至是作家。后来，众所周知，我又成了1989年后的第一任民选的匈牙利总统。正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去体会哪些情感，情绪和作为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在所有这一切当中，迄今为止我的感受最深刻和丰富的就是1956年的革命。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当年的情景，这些情景永远不会被磨灭。革命的氛围是独一无二的。你可以称之为浪漫的，混乱的或者是狂热的，但是都无法准确地表达。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们而言，不管怎样努力的解释，那次革命也仅仅是一段历史。

问：即使是照片经过了半个世纪也会模糊不清。穿过历史的迷雾，有哪些场景如今在你的脑海中依然清晰和强烈？

答：10月23日，一个朋友上气不接下气的冲进我家：“革命……！革命了！”我当时心不在焉地问“谁的革命？”回想起来，当时很多人根本不了解在这所城市里发生了什么。我脑子里第一个强烈的画面就是我们站在国会大厦前面的人海中听总理伊梅尔.纳吉讲演，当时我的女儿Kinga骑在我的肩膀上。（Kinga现任匈牙利外交部长）。我看到人们的脸上流露出一种陌生的、久违的喜悦。这么多人出于自愿聚集在一起，这样的事情本身就已多年未见。而这些脸孔又在纳吉出于习惯而称呼他们“同志们”的时候突然变得愤怒起来。第二个场景是：我和我的妻子Zsuzsa站在窗口看着Philisaba装甲师的坦克隆隆驶过。第一辆坦克上有一个小个子的指挥官，向路边的人们挥舞着拳头。而正是这个奉命进城挽救共产政权的小个子后来却转而支持革命者，而命运又安排他在我隔壁的牢房中被关押多年。

问：这些旁观者是如何成为了革命的参加者？或像他们后来在起诉书中所称，成为了“阴谋”的参与者呢？

答：我可以再向你讲述两个场景：第一个发生在1956年10月25日，地点在国会前的广场上。那天我去农业部办事。我当时在农村工作，所以需要时常去农业部汇报工作，而农业部位于同一个广场的边上。当我离开农业部大楼时，看到地上躺着一些尸体，有男人也有女人。而有数百人正惊慌地逃离广场，涌向附近的街道。机关枪正在从一栋楼房的屋顶上和广场附近其他一些地方向人们射击。在农业部门口等候我的司机躺在车轮旁，满脸是血，已经死了。这就是著名的国会大厦枪击事件。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清楚当时是谁和为什么突然开枪，但最有可能的凶手是苏联士兵，是他们得到命令用机关枪屠杀和平的示威者。当时我站在那里，眼前的景象使我无法移动半步。我对自己前一天提出的问题有了确定无疑的答案。我知道了这是谁的革命。第二个场景对我而言意义更为特殊，因为有两个在当时并不重要的小人物多年后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革命期间我开始为筹建小农联盟工作，所以经常出入位于Semmelweise大街的小业主党总部。那栋房子由一队国民卫队员守护，而我经常和一位名叫约瑟夫.Antall的队长聊上几句。1990年，正是这名卫队队长成了匈牙利共和国的总理，而我成了共和国的总统。

问：在革命被镇压后的1957年，你和很多人一道被投入监狱。对你的指控是阴谋背叛国家。你被关押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答：当我明白了“这是谁的革命”，我和朋友们一起投入到行动中。我们组织抵抗，传播消息并开展各种辩论。当俄国军队在11月4日再次入侵匈牙利以后，我参与了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的，旨在对匈牙利日趋恶化的形势寻求国际解决方案的备忘录的组织工作。是我将这份备忘录递交给了印度驻匈牙利的大使馆。

问：为什么选择印度？

答：因为在理论上印度是政治上的中立国家。而且尼赫鲁本人也享有巨大的声誉。我们当时幻想如果得到他们的支持事情也许会有好转。今天看来，当时的作法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失败的，但我们当时却充满了希望。当时我见的最多的是一位在印度使馆工作的有趣而随和的年轻外交官，他名叫拉赫曼，而我们后来成了朋友。我听说当我被判处死刑后，正是他说服他的上司找到苏联人为我说情。我当了总统以后有一次在德里又与他重逢。他告诉我当时他做了能做的一切，但一直不知道他所做的对于挽救我的生命到底起到了多少作用。

问：1956年有很多匈牙利人逃亡到国外。你明知自己有危险，为什么选择留在国内？

答：1956年的新年前夜我和朋友们在一起喝酒，我的妻子Zsuzsa突然泪流满面。她说：“我预感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聚会。”她是对的。不久之后我就被逮捕了。我们的一位朋友说当时他已为我们逃离这个国家安排好了一切，但我们还是决定留下来。接下来的岁月对我的妻子来说非常艰难，孩子们也不得不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生活和长大。我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即使是今天，我也不认为自己会做出其他选择。如果人们明白我所说的，那次革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历程，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当时不能也不愿意逃离这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生死攸关的时刻，而我们的革命正是一次这样的时刻。

战争引发的人性思考

Sat, 09 May 2009 01:46:10 GMT

战争引发的人性思考

一

《南京！南京！》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角川的视角。他身为1937年底入侵南京的日本军队一员，目睹大屠杀的残酷之后感到难以承受，最后放走了两名被俘的中国人，拔枪自杀。这被解释为他人性的表现。“我们能不能把日本人当人来看？”导演陆川这样问道。如此处理引发争议是非常自然的，它不同于此前影片中对于日本军人的处理。

但是影片本身做得缺少说服力。在入侵军那样一种疯狂高涨（也有恐惧）的气氛之中，一个士兵如何做到冷眼旁观？他种种错愕、困惑的表情来自何处？他不会是刚从军校出来便来到了南京，他自己此前做过什么？相对于一个人从环境中抽离，更加困难的，是他如何从自己拔出，是他自己改弦更张。转折的起点，更应该从角川这个人自身内部去找。而恰恰影片的笔墨又不在这里，只是提到一笔他是教会学校出来的，以及他与一个日本妓女之间的微弱关系。显然陆川处理这样的难题力不从心，然而这样的轻忽却是灾难性的。

当年的日本侵略军许多行为，可以说超出了一般所说的战争范围：战争并不需要虐杀俘虏，完全无视国际公约那样去做，应该说是源于某种意识形态（将中国人视作低等民族）。同样称之为“强奸”的行为，也已经超出了一般“强奸”的性质，令人发指的种种做法表明，根本不把中国妇女当人对待。在这个意义上，侵华日军在中国大地上所犯下的，与当年纳粹对待犹太人的行为更加相似，即属于“种族歧视”与“反人类罪”，而不是一般的战争罪行。这样才可能解释日本士兵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变态行为。

也许角川是一个例外，不排除这样的个人存在。然而其转变的论证过程，也就变得更加复杂艰难。他爱上帝也好，爱一个日本妓女也好，不等于他同样也能够爱上和同情中国人，能一视同仁地对中国人采取平等、尊重的态度。这里不应该采取一厢情愿的立场.

二

这个话题值得拓展。“人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除了要认识这个世界，还要认识我们自身。而在战争这种人类活动的极端形式当中，人性也面临非同寻常的压力与考验、呈现错综复杂多重面貌。然而在这些问题上的认知，在漫长的历史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些现成的模式，有时这些模式则成了不可逾越的禁区。不仅是中国，世界上许多民族也是如此。

比如一定要表现战争是伟大的，气势宏伟的，是为了正义和通往正义的；战争的年代同时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面临艰苦条件和死亡，英雄们一定是激情饱满、慷慨激昂，勇猛无畏，决不后退，他们身上不仅没有一般人性的弱点，而且最好也没有对于家庭的眷恋、小儿女之类的情感，这些都被视为干扰性的；对于一般人来说，战争是一个锻炼人和成长的机会，在战争中人性正好可以得到淬炼与升华，同时战争的敌对方也一定是凶残无比、毫无人性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看法？简单地说有这样两点：一，战争的确是一场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刻，在面对生死存亡，需要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第二，能够书写战争历史的，往往是战争的胜利者，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们只能仰仗胜利者的鼻息，就像卡尔·波普尔曾经说过的历史书写者那样。对于胜利者来说，当然希望能够给自己的行为多一些合法性，多一些漂亮的说辞。

类似的模式开始松动和遇到挑战，仅仅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两次世界范围之内的大战，将从未有过的战争造成的悲惨景象带到人们面前；更为宽松的言论环境，使得人们对于战争以及战争中人性的认识，有了更多不同声音。许多艺术作品（小说、电影、戏剧、绘画）都涉及了有关重新反思的话题，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大量作品，其中许多堪称经典。纵观起来，在不同的阶段上，反思的方向、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美国作家海明威是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身为记者的他加入了美国红十字会战场服务队，曾被炮弹炸伤落下了多处伤痕。他发表于1926年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并没有涉及战场战斗的状况，所描写的是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年轻人身心创伤，精神上的迷茫困惑。他们不再相信那些“救世”的神话，同时又无法在唯利是图的社会中安下身来，陷入了心灰意冷、无所适从。主人公巴恩斯如作者也是一名美国记者，战争使他丧失了性能力，无法与相爱的人结合。海明威因而被命名为“迷惘的一代”。1929年他发表的《永别了，武器》，主人公亨利的遭遇荒谬痛苦——被误认为间谍跳河逃跑，与心上人结合不久对方难产而死、婴儿窒息身亡，只剩他一人孤单地留在世界上承受悲苦，他对战争的厌烦、厌倦达到极点。

如此悲惨的结局，与战争所需要的胜利、高亢的气氛判然有别。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在于海明威将战争的基石稍稍移动：第一，对战争目标的怀疑，发现它并非如战争的鼓动者所说的那样高尚和富有意义；第二，承受战争的主体，不再是民族、集体这样一些集合名词，而是个人本身：战争的重负最终要落实到个人身上，是个人为之付出的身心创伤和代价，并且这些创伤要伴随终生。

然而，海明威后来又创作了一部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塑造了一个负有责任感与牺牲精神的人物乔顿，志愿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为正义的事业而捐躯令他感到光荣自豪.

三

如果说海明威思考的对象主要是战争本身的合理性与否，以及它对个人所产生的影响，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涌现出来的另一批作家、艺术家，则更多地直接面对人性本身——世界的噩梦变成了人自身的恶梦，对世界的不可信任变成了对于人自己的深刻怀疑，英雄主义的神话进一步剥落。

法国作家萨特当过八个月德军的俘虏，他笔下一再出现俘虏题材。小说《墙》（1939）描写了西班牙战争中几位被捕者第二天要被处死，在最后那个晚上，除了那位西班牙人民军成员感到可以慷慨赴死之外，其余人都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巨大恐惧，小说形容最年轻的那一位：“恐惧与灾难使他面无人色，使他整个面容都扭曲了。三天以前，他还是一个利落的小伙子，但是现在他却像个老怪物。”比恐惧更加令人窒息的，是孤独，是在死亡面前体会到的单个生命孤独无援，是那种与这个世界已经变得毫无关系的、被连根拔起、漂浮和疼痛的感觉。伴随着呻吟和哭泣的声音，人们在讨论明天行刑时到底是射击一次还是两次，这中间要不要再装子弹、再瞄准，想象的痛苦比实际的痛苦还要难以忍受。

类似极端的处境在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1946）中再次出现，这回是被俘的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成员，除了面对死亡，他们还要面对比死亡更加可怕的酷刑，这是一次深刻的灵魂的拷问，人性的拷问。那是每一个人自己必须设法对付的。于是，来自每个人自身人性的压力就成了最为突出的问题，甚至胜过来自敌人方面的：“我不知道过一会儿我能不能认识自己”，说这句话的索比埃在审讯时跳楼自杀。年长的人们担心最为年轻的弗朗索瓦是否承受得了酷刑，担心这位孩子无法承受所感到的恐惧和痛苦，他们自己动手将弗朗索瓦掐死，提前让他解脱。如果这样的行为是“肮脏的”，那么他们早已经不是“干净”的了——被捕之前他们接到命令要攻下一个小村庄，累及这个村庄最终被血洗，三百个人无辜死亡。这样的命令是必须和正确的吗？人们苦苦思索着，怀疑自身的行为是否正当。

在萨特这里，战争中的英雄们不仅精神上的发条松了，而且几乎整个断掉了链子：在生命最终的时刻，即便是勇敢与怯懦、平静与瑟缩之间的区别，也变得意义不大，甚至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被珍视的价值都意义不大，人们只是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变得无用徒劳：“我承担了一切痛苦；必须让他们把我消灭，连同一切痛苦都消灭！” 换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萨特将他的哲学观点（“个人是无用的热情”及“选择”）拿到战争条件下中加以放大，但无论如何，是符合情境的。

当萨特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和描绘这些赴死者最后的悲惨痛苦，他把海明威的那个命题进一步推进了——战争的承受者不仅是个人，而且是孤独的个人；因为死亡是每个人必须自己面对的，别人无法替代；被死亡分隔开来的个体，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因此，在人们所说战争宏大目标的另一端，蹲伏着的是个人的孤立无援及其痛苦恐惧。萨特的这些表述被认为是消极的、灰暗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对于个人及其处境的关怀，则表现得更加具体和贴身，不带任何虚张的成分。

重新定义战士或者革命者身上的人性，与萨特同期的作家加缪提供了另一种变奏。《正义者》这部戏剧取材于1905年在莫斯科组织的一次暗杀行动，用炸弹炸死皇叔塞尔日大公，主人公卡里亚耶夫先是愉快地接受了刺杀任务，但是在行刺的最后一刻突然犹豫不前，因为他看见了坐在大公身旁的一对孩子，是大公的侄儿侄女：“那两张严肃的小脸，而我手中，就是这可怕的重物（指炸弹）。是要往他们身上投啊”。“正义”与“爱”发生尖锐冲突，他没有做成。“人不能仅仅靠正义活着”，还要有做人的“清白”，“不能为一种不复存在的正义，再增添活生生的非正义”。与萨特一样，这也是一种“撤退”的立场；不同的是，在加缪这里，所吁求的是一种伦理道德的声音，即使是从事正义的事业，也要避免沾满无辜他人的血。

四

对于战争的反思，还涉及到追究战争的根源。对此，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回答，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会提供他们研究的答案，而文艺家也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贡献出自己的角度和成果。二战所造成的残暴血腥局面，令许多人陷入了这样的沉思：为什么在文明建立延续了这么久的地方，甚至在以自己的文明骄傲的地方，还会发生这样可怕的事情？人们为什么在瞬间倒退到完全是野蛮的状态？

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并不是一部直接描写战争的小说，却被公认为是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之作。戈尔丁作为当年英国皇家海军之一员，目睹了战争中带来的种种破坏，他反复思考的结论是，不应该仅仅从外部来解释这些灾难，更为深刻的原因来自人自身或人性内部，正是人自身内部被激发的黑暗，人自身的人性恶，才有可能导致那样恐怖的现实。作为战争过来人他写道：“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该小说虚构了在一场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一群英国本土的孩子被疏散到一个小岛上，惟一的成年人飞行员死了，这些从八九岁至十四五岁不等的男孩必须在小岛上学习生存。他们先是模仿成年人搭建窝棚和厕所、开会举手发言、在海滩上始终燃起一堆火作为救援信号等等。但是在蛮荒的环境中，孩子们身上人性恶也在慢慢发作，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遵守规则，更宁愿将打猎而来的野猪血涂在脸上。同时他们当中流传着一种恐惧，称不知名的野兽就在附近。通过隐喻的手法（一只爬满苍蝇的猪头），小说道出了人们恐惧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们自己心中的恶的力量，让这种恶彻底发作，会将他们带向不知何方。小说1954年发表之后好评如潮，作者因该书获得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如今英美许多中学、大学将该书列为年轻学生的必读书。

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奠定和代表了战后人们思考有关问题的基本思路——那就是战争与人性恶相联系，而不是与人性的善相联系。这不是说战争中没有人性善的现象，而是说——如果想要说明战争这种可怕的东西为什么能够发生，如果是想为战争准备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那么人性恶的解释则更为沉着和合理。相反，假如敌对双方都以不同的方式“救赎”了，就像《南京，南京》中一样，那么谁为战争造成的破坏和带来的灾难负责呢？

我终于有机会向一本小书尤其是其作者致敬和表达感谢了，那就是1981年出版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作者陈焜先生，该书不仅介绍了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派文学现象（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给我这样年轻大学生打开眼界，而且有力地描述了其美学形态：“现代派美学境界不是英雄主义的，也不是散文气息的，而是梦魇气息的”，带来新的美学感受。这样一种美学形态和感受，其总体背景便是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梦魇般的现实，是与战争所带来的痛苦现实相匹配的。陈先生反复运用黑格尔所发掘的狄德罗的那本小书（《拉摩的侄子》）蕴含的思想能量，他指出，对于人性恶的认识，是与现代社会同步的、是人们对于自身认识的进展；坚持这种认识，是对于人自己的一种批判、警醒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迁就自身。那样一种“人性善”的浪漫主义式的田园抒情，尤其是在经过战争之后，已经变得索然寡味。这与阿尔多诺所说的——奥斯威辛之后，写诗就是野蛮的，都是同样的视野。

五

上世纪60年代越战之后，美国出现了一批关于越战的影片——《猎鹿人》（1977）、《现代启示录》（1979）《野战排》（1986）、《生于七月四日》（1989）等，被视作一批著名的反战影片。“反战”的主题与我们这里讨论的战争与人性有重合的成分，但并不完全等同。这批影片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在于，它们贯穿着对于“体制”的批判，即对于战争的发动者的批判。也就是说，经历了街头举行的大规模群众反战运动之后，在这批影片中，美国政府、五角大楼、战争机器成了矛头所指。战争对于年轻人身心戕害也是这批影片中经常出现的，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非人的折磨：《生于七月四日》的主人公误伤好友、负伤中弹导致下身瘫痪；《猎鹿人》中被俘的士兵们在轮盘赌面前感到的极度恐惧、精神崩溃；《野战排》中满身血污的“战友们”互相之间扣动了扳机。比起“人性恶”来，这批作品主要处理“人性的伤痛”，借此表达对于战争的谴责。这与他们的老前辈海明威倒是一脉相承的。

其中，《现代启示录》与我们的话题更为接近。这部影片根据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出版于1902年的一部小说《黑暗的心》而改编，主人公的名字却继续保留（库尔兹），表明影片愿意继承康拉德对于人性的思考——称之为“文明”其实非常脆弱，像一层薄薄的外衣，在它底下，涌动着更为根本和强大的人性黑暗。小说与电影中的两位库尔兹都来自文明社会，小说中介绍库尔兹的出场：“他母亲是半个法国人，父亲是半个英国人，整个欧洲都对库尔兹先生的形成做出过贡献。”电影中的库尔兹则家中三代西点军校出身，本人是这个学校的高才生，“获无数勋章和嘉许”。

可以傲世的文明教育背景，并不能保证库尔兹们继续成为一个“文明人”，他们最终都沦落到了丛林当中，在那里弄出一个小社会，发明一套自己的行事作风，残忍和独断，公然对抗和挑衅“文明社会”。比起小说来，拥有现代性思考背景的影片《现代启示录》，揭示出正是所谓“现代理性”，最终通往了极度野蛮：武器中所包含的“理性”含量也好，现代通讯所带来的信息“理性”也好，包括士兵所受过的严格的“理性”训练，所有这些“理性”堆积起来的上方，是那个叫做“疯狂”的顶点。而这个立意，在另一部美国影片《金甲部队》中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其中有一个魔鬼教官，满脑子严格计算出来的战争生存规律，企图将它们灌输到新兵头脑和行为中去，最终导致士兵的疯狂。那些抵达战场的人们发现，他们面对的超级枪手，原来是一个单薄的越南女孩子，这正是绝大的讽刺。

我自己十分喜欢的一部与战争有关的影片，那是德国导演赫尔佐格拍摄于1967年的《生命的讯息》，这是纳粹之后的德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发动战争的过去。影片描写一群驻扎在希腊小岛上的德国士兵，远离正面战场，在悠闲生活的落差中，却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负伤的主人公甚至与一位医院护士谈起了恋爱，但是他头脑中的战争景象与眼前格格不入，强烈的反差让他的头脑陷入了疯狂，他居然在山坡上、小河边，一次次燃起了用军火库的炸药自制的焰火，耀眼的焰火释放了他自战争以来的内心不安、伤痛、黑暗，它们如此难以消化、难以承受，每时每刻都在毒化他的心灵头脑。“焰火”是一个非凡的道具，内心的黑暗转化为如此明亮的意象，其中或许也有自我拯救的含义。

韩国导演金基德有一部影片叫做《海岸线》，也是一部不错的反思影片。其中的战争更多是假象性质的，针对北韩随时可能的登陆。主人公康被训练成标准合格的杀人工具，脸上涂上了油漆，有点像在《蝇王》中所发生的。当他一感到眼前有活物存在，便抠动了扳机，打死了正在谈恋爱的男青年，他因此获得一个礼拜的假期，上级为此嘉奖他。然而，杀死无辜的后果最终由这位康士兵来承担了，他从此而变得坐卧不宁，心灵煎熬，女朋友离他而去，他一步步陷入疯狂不能自拔。

该部影片还有力地揭示了：越是标榜崇高的目标、华丽的理由，也越是容易在其中藏垢纳污。这支守驻海岸线的部队其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几乎是凌辱性的，对于士兵的训练是侮辱性的。被打死男青年的女友眼看男友死在不明枪口下疯了之后，士兵们骗她到偏僻处，将她的肚子弄大，一共有六人参与这桩犯罪。为了掩盖丑闻，部队里不懂妇科的军医被命令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就地实施流产手术，而这支守卫部队几乎所有人，都加入了在临时搭起手术台旁充当“掩护”。

迄今我们很少看到经历纳粹“反人类罪行”所迫害的犹太人所拍摄的有关影片，可以数得出来的是两位犹太裔导演的《辛德勒名单》（斯皮尔伯格）与《钢琴师》（波兰斯基）。值得推荐几位幸存者作家的名字，在他们的作品中，始终坚持一个立场和保持一个姿态，那就是以亡灵作为准则、以亡灵的名义说话，见证苦难，而远非借机歪曲。他们是——威塞尔，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翻译成中文的作品有小说《夜》、随笔集《一个犹太人的记忆》；凯尔泰斯，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文翻译作品若干；诗人保罗·策兰，他的一系列“见证诗歌”，有力地提升了人类的道德品格和诗歌的艺术水准。

见经济观察报2009年5月8日

南京南京：一部只有结论的科幻片

Wed, 06 May 2009 03:37:00 GMT

转贴于此处：http://www.douban.com/review/2013190/，作者不详。

《南京！南京！》：一场迎合主流历史观的意淫

终于去看了《南京！南京！》。一部只有结论和导演意淫的影片。
　　
　　屠城，这是一场人道惨剧，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幕，是战争史上最肮脏的篇章，也是中国抗战史上最悲痛的一页。我要强调下这个观点，免得有人说我立场不对。有些人讨论问题总喜欢先看立场，不管问题是不是问对了，自然也就掩盖了追寻答案的要求。
　　
　　影片《南京！南京！》，简直像一部科幻片。别误会，我不是说南京大屠杀是幻想的，毫无疑问，我从不怀疑这段历史的真实。但是，我们需要的「真实」不只是 Yes 和 No 的答案，我们还需要「为什么」和「怎么样」，需要「谁」和「什么时候」，只有这样，我们的反思和讨论才有真实的基础，我们得出的判断和结论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史之不明，何以鉴之？
　　
　　然而，这些问题，在影片《南京！南京！》中，全部找不到。我说《南京！南京！》像一部科幻片，是因为，整部影片像是一个虚拟出来的时空，一个漂浮在黑暗太空中的舞台，没有前史，没有周边，没有上下文。片中出现的人没有名字，没有来历，没有生活，没有灵魂，没有与其所在世界的任何关联。即使是导演偶尔试图描写的人物心理活动，也是断裂的、碎片的。
　　
　　动机甚至都不存在。日军为什么屠城？或者下放到个体，一个日本士兵为什么会嗜杀成性？人们为什么不抵抗？同样地，下放到个体，一个普通市民，为什么不抵抗？我要的，不是「抵抗」这个结论，我要的是「为什么」，他们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他们怎样面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怎样面对一场要夺去自己和至亲好友生命的战争？怎样面对一支和我们同样面孔和体格却像恶魔般行为的军队？
　　
　　影片预设了这一切，即日本军队的嗜血、残暴、无人性，是无需解释的。影片同样也预设了，中国人就是麻木的，是随时待宰杀的，是命如蝼蚁的。影片中的日本士兵（除角川外）就是用来杀人的。同时，片中的中国人，就是用来吃枪子的，用来成片地倒下，用来快速、高效地达到导演的预期。他们像麻袋一样，被堆叠在洪水之前，面无表情，亦无生命。这和我们多年来习惯的只有集体、没有个体的主流历史观，有何不同？
　　
　　很多人提到了《南京！南京！》片中对「人性」的描写。是的，「人性」是有的，但只赋予了一个主角。但即便如此，这个叫角川的日本士兵，没有身份，没有军衔，没有部队番号，没有年龄，没有出生地，除了他妈妈做的火锅很好吃，你不知道关于他的一切。影片粗暴地省略了任何合理的交待，角川没有任何来历，没有关于这个「人」的任何背景。因此，虽然角川有了去向——自杀，但也无法掩盖这个全片唯一被真正「描写」了的人物的苍白与空洞。
　　
　　甚至我们只被告知他姓角川，连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想象一下，这还是全片主角的待遇。至于陆剑雄（估计你也不知道这人是谁吧？）、姜老师、拉贝，这些配角甚至更不配获得交待。至于南京城，影片根本就无暇顾及了。导演希望我们有一些新的理解，但理解什么？用什么去理解？
　　
　　《南京！南京！》迎合了主流的受害者控诉心理，这与以往的主旋律影片没有本质不同，区别只是韩国大片式的声画效果，以及一个导演幻想出来的日本士兵的视角。是的，我说它像韩国式的大片，而不是好莱坞式的大片，因为它学会了在电影中使用大量惨烈与血腥的镜头，但连好莱坞那种通过现成套路造出内涵的技巧都没有掌握到。
　　
　　至于导演幻想出来的日本士兵视角，这是一次创新，我必须承认，这毕竟打破了以往以“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来异化战争的主旋律做法。但它仍然是幻想出来的，角川缺失的人格和身份，与我们的教科书对「董存瑞」和「雷锋」的描述方式一脉相承。内心挣扎而后自杀的角川，不过是导演从受害者的角度去幻想施暴者的心理，从而获得补偿。
　　
　　严格说来，痛苦的角川是一个被疏离了的旁观者，他连施暴者都不是，除了偶尔的军事行动和只言片语的对话，你甚至不知道角川和其他日本士兵的关系。导演真正去试图了解施暴者吗？一个人、一个军队、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充满戾气、乃至变成恶魔？施暴的过程中，他们内心是怎样的？施暴之后，他们如何面对自己恶魔的那一段历史？
　　
　　抱歉，这些问题，看来都不是导演陆川想要提供的。《南京！南京！》一片，只提供了一个叫做「南京」的地方，它甚至连城市都算不上，因为它只有一个军营、一个难民区和一个教堂，甚至连军营和难民区的描写都是缺失的。
　　
　　历史也是缺失的。南京，堂堂中国首都，为什么会沦陷？市民为什么无法逃离？日军的暴行为什么没有人干预？在影片中，一切皆只有果，没有因。角川的死，貌似有因，但却是被强行施加了导演意图之后的因，是被粗暴剥离了若干内容之后的因，因此也是不完整的因。这就像，当我们听说某大学男生跳楼自杀之后，我们如果只想知道他是为情所困，因为一个他喜欢的女孩拒绝了他，从而寻了短见，那这只会是小报新闻，或称社会新闻。我们也许无法对每个自杀的孩子充满探因溯源的动力。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能停留在小报水平上。
　　
　　《南京！南京！》，把一切都变成了符号，侵略者、中国士兵、被屠杀的平民、施救者，包括南京这个城市，以及屠杀本身。
　　
　　然而，任何一个事物，若变成了符号，它的深度和关于它的严肃讨论便会被消解。而当历史事件和人物被符号化了，便会变成一个不可言说、不可探究的主题。
　　
　　而这部影片给我带来的最大担心正是，我们对历史仍然是遮遮掩掩的态度，真话仍然夹杂着假话，并且禁止让人去讨论和辨别。同时，我们的主流历史观仍然只有整体，没有个人，这种视角和思维方式维系了两千年，至今未变。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惨剧，它需要我们去勇敢地直面和公开地讨论，需要我们还原历史事件本身冷酷的起因和过程，也需要我们还原里面的每一个个体，每一个被数字取代了的人。但我担心，《南京！南京！》只会推动新一代人沿着旧的惯性前行，让我们继续难以真正去研究和反思。

《南京南京》谁在抵抗？救赎谁？

Sun, 03 May 2009 01:52:00 GMT

需要进一步问《南京南京》这部影片中，是谁在抵抗？救赎谁？

是那些平民在“抵抗”。对于陆剑雄（刘烨扮演）与妓女小江（江一燕扮演)这些普通人，观众既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也不知道他们的行为动机，只知道面对受死与受辱时，他们需要做到慷慨决绝、义无反顾，不能有一丝一毫人性的软弱，不能有一丝一毫对于生命与这个世界的留恋，“人性”的空间不是给他们准备的。（看来地震中的范美忠是说对了。）

在拿平民作大面积牺牲这一点上，这部影片与过去旧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一点重新表述的余地，非常僵化和仅仅停留于原地。危难放到平头百姓面前，这些人只能“我上，我上”。

它的“开放”在于——给强权者（侵华士兵）和腐败者（汉奸）以人性的空间，提升他们的人格，让他们获得救赎。这叫做“让少数人在人性方面先富裕起来”。

对待他们的处理，影片的确比此前有所改变。但是这不过是给罪恶华丽转身罢了，给为人不齿者披上人性外衣。因此，这部影片的“思想解放”的空间是为这些人度身订做的，是为特定人群服务的。

这就是这部影片“一边抵抗，一边救赎”的真相。

对平民是一种要求，对强权者是另一种要求，这种双重标准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

荒腔走板的《南京南京》

Fri, 01 May 2009 13:52:00 GMT

《南京南京》是一部离奇古怪的影片。其荒腔走板的程度，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语言。也就是说，它更像是一部电影习作，而不是能够拿到观众面前的成熟影片。目前更多的讨论停留在这部影片的意识形态方面，还是需要回到影片本身，看看它自己是怎么提供的。

暂且称它为一部失忆的影片。这不是指它与当时历史的某种关系，而是指——在该片本身135分钟的长度之内，它再三忘掉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好像之前发生的是另外一些事情，显得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混乱。

如果说，在一个时间长度之内完成的影片叙事，是一个能量不断积累与不断释放的过程，积累什么便释放什么，这两方面是互相配合的、前后承接的；那么，这部影片所积累起来的东西，与它所释放的东西，主要是南辕北辙的。它所表达的东西，它所提供的内容，本身是分裂的，无法自圆其说的。

影片开头那一大段，南京城沦陷，侵略军尽显凶恶、残暴，刘烨等人高喊“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被驱赶至滚滚长江（这其中问题先不说）。这里积累起来的是对于日本军队的仇恨愤慨，观众的情绪也被调动进入了高潮，头脑中的惨景挥之不去。这是影片愿意告诉人们的。

紧接着进入观众眼帘的，却是另外一批毫不相干的镜头：一些年轻的日本兵在长江边上休闲娱乐，比赛跳高、互相搓背，想吃妈妈做的山药汤，还跳起了民间舞，再辅之以悠闲的日本小调，看上去像是一群前来旅游度假的大学生。当然不排除在战争期间的某些时刻，这些日本兵也可能会是有人性的，但是按照影片本身刚刚传达出来的内容和积累起来的能量，这样的衔接，可以说是自打耳光：刚才那样血腥残暴的屠杀，难道是这些年轻人完成的吗？他们看上去如此活泼、如此健康可爱，如此富有人情味。除了自打耳光而外，也是自取其辱。

那位姓唐的汉奸为了自保，向日本人告密，引来了难民营的大灾难，更多的人们被杀，更多的妇女受辱。这么严重的后果，也许姓唐的开始没有想到，但是它们确确实实发生了，所造成的破坏之大，可以说他想后悔也无法弥补，想承担也承担不了，因而是难以抹杀、无法原谅的。尽管他的女儿也因此遭祸，他的罪过仍然不能因此而抵消。而影片却处理成他由此走上新生，焕然改头换面。仿佛那么一场突然的遭袭，结果却是为了成全一个汉奸其灵魂的得救，在这之前影片所释放的与后面所承接的能量，如此不对称、不般配。

该片中拉贝先生的形象，基本上是比较难堪的。难民营里惨事不断，日本军想来就来，又是强奸又是随意搜索开枪。拉贝甚至还参与动员让一百名妇女充当慰安妇，影片没有具体说明他如何给人们带来保护。但是，这样一个人，他走的时候，为什么人们还要拉着他不放、依依不舍？难道是为了让他有理由对着众人下跪，表示他自感有罪？不应该设想座椅上的观众，他们人人都知道拉贝这个历史上的人物，拉贝为何人是需要通过影片的镜头，一点点交代出来的。顺便地说，该影片对于拉贝的塑造，尤其是与塑造日本人相比，多少给人恩将仇报的感觉。

尤其是那场祭祀是为了什么呢？那么长的时间，那么优美的舞蹈？这与影片其它部分所传达的内容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内在的还是游离在外的？影片讲述了太多中国人的死亡和蒙羞，能量的积蓄、观众的悲愤是在这里；然而经过一系列中介和转换之后，得到正式祭祀的却是将皮靴踏在别人家园上的侵略军，他们成了影片中首先需要抚慰的对象，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到底是为了什么？

影片结束时老赵与小豆子走在田野上，绽放出纯朴、憨厚、一点不带保留的微笑。但其实老赵的处境及自由，远不仅是角川的宽大为怀，更有姜老师在前面的牺牲。这位八尺大汉在卡车上一再向姜老师哀求：“救我，救我”，他当然知道这样做给姜老师带来的危险。人在危难之际拼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这也可以理解，不可以的是，姜老师为你掉入虎口最终送掉了性命，你却转身忘得一干二净。你就这么没有记忆力？！或者仅仅是为了记住日本人的好处，让你自由了，你就有理由彻底忘掉你的同胞此前为你做过和付出的？

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都与这部影片最为根本的那个离奇古怪的立场有关：这个叫做角川的士兵，他在现场的种种错愕与困惑的表情，令他看上去更像是好莱坞电影中的初出茅庐的美国大兵，或者一个拿着枪的文化旅游者，这样的处理与当时整个历史脉络是相悖的。

不是说不能表现一个日本士兵的悔罪或拯救，但是影片花了大量笔墨用来表现日军的残暴、残忍，正面提供了南京沦陷的种种惨景，而不是侧面或零星的；角川始终也没有离开他的部队，没有脱下军装，没有拒绝服从命令或消极怠工，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与眼前的这场屠杀可以脱掉干系。这么一个人，为什么要急于让他的灵魂反转得救呢？

尤其是在南京、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后不久，换一个情景也许更加令人相信一些。说到底，一个日本侵略兵灵魂的得救，难道一定需要中国人亲自插手吗？这件事情是不是交给太阳旗之下的人们更加合适？除了对于侵略者如此细微的体贴，生活在我们这片大地上的人们，难道就没有更加要紧一些的事情可以做了吗？

类似逻辑混乱的做法，在片中比比皆是。刘烨率先从地上站起来的举动，在具体情景中应该是听从日本人的口令“起立”，去江边赴死；但是影片却将其体态、表情处理为如同听到了歌里唱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了，让人看得十分困惑，不知所云。难民营里为妓女们剪掉头发，当她们反问“你为什么不剪？”如此一来，仇恨的矛头转而针对难民营的管理者，这又有什么理由呢？我还看到有网友提出这样的疑问，当高圆圆声情并茂动员别人当慰安妇，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如此伟大如此崇高，那么她自己为什么不带头去做呢？这个问题问得好！

如果今后中国电影中，继续出现拿女性的身体当作国家救赎、民族救赎或者其他救赎的工具（拯救男性），像在《色·戒》中也发生的，觉得那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有效途径，我就决定以某种方式当一回访民，以此表达我对这类影片永远的抗议。不会是中国的男人们，都更加愿意躲在难民营里，以他们的姐妹们遭受蹂躏，来换取自己的安全和口粮吧？这之后再给她们加上一个崇高的美名，于是便心安理得，同时恢复了其道德外衣。

（参见《南京南京》四位女性撑起一座城的希望http://ent.sina.com.cn/m/c/2009-04-20/21482483091.shtml

南都：你怎么看待该片里的女性？

高圆圆：当时男性往往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我们在电影里也隐约能表现出来导演的一个想法，就是女性拯救男性。）

2009年5月1日

体制是一切，体制外什么也不是？

Fri, 17 Apr 2009 05:26:00 GMT

我的博文《自发而美好的行为》，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体制内的人们，总是摆脱不掉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体制之外的其他人，即使是去做一件美好的事情，也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结论是这些人在体制内生活久了，已经丧失了任何自发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他们从自己身上体验不到一点美好的思想感情，于是认为别人也与他本人一样。我举四川谭作人先生为例，这位被称作“爱国爱得吓死人”的义人，因替被埋在地震废墟中的学生呼吁，涉嫌“垫付”罪被警方带走迄今未归。我的好友肖雪慧、艾晓明专门为谭先生著文呼吁，对谭作人先生的人品和行为有更具体的表彰。

因此有人不干了，在该博文下面不断跟帖。先是说谭作人就一“流浪垃圾”，被我随手删去（我的博客我做主），继而又说他“做生意失败之后……落为……，流落至今，无正常生活来源，靠所谓策划收取金钱，他的愿望就是通过叼难政府使自己出名，这样可抬高策划费收取标准！”。（其中的“叼难”疑为“刁难”，这这么几个字还写错，文化水平要提高了。）。我的灵感就是这样被激发出来的，这样的表达驱使我再写一篇博文，继续挖掘这个问题的真相。

所谓“流浪”或者“流落”的说法，其一提供了这样的事实，即谭先生多年不在体制之内工作，不拿体制发给的薪水；其二为价值判断——既“流”便“落”，那些在体制之外、不吃皇粮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沦落”，就是掉到某个“下方”，就是不能证明自己，因而就成了应该加以鄙视和唾弃的“垃圾”。换句话说，不在体制之内本身就成了一种“罪”，可以称得上是“原罪”。而如果这种情况不是一天两天，而是“流落至今”，则需要被归划到“贱民”一类了。这样的说法，只能暴露一点，就是这个跟帖者，他本人肯定是吃官饷的，他因此而瞧不起那些自力更生的人们。

什么叫做“无正常生活来源”？“正常生活来源”与“非正常生活来源”之间区别在哪里？“正常”与“反常”的衡量标准来自何处？是否靠近权力中心、在体制之内就是“正常”的，而脱离体制、远离权力中心就是缺乏正常的？他是在讥笑谭先生没有钱却仍然要爱国爱同胞吗？其实此人也已“掌握情况”，谭先生远非不劳而获之辈，起码是从事某种脑力劳动（“靠所谓策划收取金钱”），这不就是“正常的”生活来源吗？“收取金钱”的说法也很搞怪，带着那样一种嫌弃、鄙夷的口吻，他这个人每月揣着的那不叫“金钱”？他要是嫌弃的话，将这些“金钱”捐给地震重建好啦。本来这样的动机推测是不值一提的（“抬高策划费收取标准”），但需要指出它目前看来最为扎眼：一个人正身陷囹圄，而且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的行动早已经向全天下人公布了自己的无私动机，还需要别的指认吗？再问一句，如这位匿名跟帖者所说的“刁难政府”就能够提高“收费标准”，难道这个不正是给政府抹黑吗？你这不是教唆别人、煽动“垫付”吗？

经这个跟帖者的启发，令我进一步想到的是，为什么体制内寄生着这么多冷血动物，从来对于别人的善行不报信任，除了有人没有同情心也没有责任感之外，还在于这种体制与生俱来的垄断性质，在于它本能的封闭眼光，某些人只是直接继承了这种天然的排他惯性而已。不在体制之内本身竟然成了一桩恶名，这是一种怎样的罪过？他不在体制之内可能在哪里呢？在“社会”上，因而也流行这样一些说法，比如“社会盲流”、“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社会闲杂人员”、“社会渣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等等，总之，存在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见，以体制为界，将一些人们贴上有害有危险的贱民标签，最为典型的一种说法叫做“三无人员”。假如体制外的人们他们集体叫做“无”，那么体制内的人们就叫做“有”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体制内的人们只能拥有这样的偏见，体制内也并非都只是冷血动物，这取决于个人的修为，但是享有这种来自体制偏见的人们，并不在少数。他们将体制当作唯一合法性的存在，其他地方则涉嫌非法和具有破坏性；将体制当作唯一真实和实在的区域，其他地方则是虚幻、虚弱和站不住脚的；他们将官饷当作百花齐放的春天，其他地方都只能是破败的寒冬；将皇粮当作唯一的甘泉，其他地方都只能是无边的荒漠。

如此说来，这样的体制，不仅是权力垄断、资源垄断的，而且还是身份垄断、意义垄断的。也就是说，不在体制之内，不接近权力中心，那么你不仅不享有资源，而且还是缺乏身份和缺少意义的。因为你的体制外身份，于是你做事便不被人信任，因而也不拥有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意义，或者说别人便有理由不承认你所追求的任何意义。

说到这里，令我想起当年马克思所推崇的费尔巴哈宗教批判，费尔巴哈的立场是人本主义的，他会说“上帝若是一切(everything)，那么人就什么都不是(nothing)”、“上帝是富有的，人便是贫困的”（尤指意义的贫困）。放在我们这里，费尔巴哈当年的那些句式，稍稍变换一下便照样适用：“假如体制是一切，那么体制外便是虚无”、“假如体制是富有，体制外便是贫困”、“假如体制是荣耀，体制外便是耻辱”、“假如体制是光明，体制外便是黑暗” 、“假如体制是高尚，体制外便是卑贱”。当然也可以进一步发挥成：“假如体制是有力量的，那么体制外便是丧失力量的”、 “假如体制是富有意义的，那么体制外便是丧失意义的”、“假如体制是积极的，体制外则是消极的”、“假如体制是高高在上的，那么体制外则是低低在下的”……。

天哪，我们这是处在什么年代？看上去快要赶上费尔巴哈的年头了。

我也不能说，这个体制它不做好事或不想做好事，它的确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它不去做这件事情，你也不能去做，万万不能主动去做；而如果它做了这件事情或其他事情，就等于你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若是它多做了一件事情，就等于你少做一件事；若是它在这里做了一件好事，就等于你在别的地方把一件事做坏了。反正，它的存在，就是别人的虚无；它的功劳，就是别人的深渊。

问题还在于，它能说一件事情，你不能说；它能够做一件事情，你同样地去做，就不行。区别仅仅在于你是体制之外的，或者你不处在权力核心。比如这两天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无论如何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人权”这种提法，目前只是官方能够用，一般人不能用，谁用了谁倒霉。君不见《南方都市报》上昨日有社论《以人权的名义公开震亡者大名单》，网上大小论坛各路高手都在窃窃私语，“南都报”不要因此而发生人事变动吧？但愿这回网友们的担忧是多余的，“南都报”也只是与“体制”同舟共济而已。

再比如前些天人们热议的温州施粥摊的收摊，也是同样的问题。这个粥摊自今年正月初五开办以来，已经坚持了六十五天，“每天要分掉1000碗粥，2000个馒头”，显然给那些十分需要的人们带来帮助，而且其美名传开，得到了来自“社会”的许多捐助，令这个粥摊“不差钱”，这个举动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传统社会的做法。然而4月1日，当地卫生部门造访了这个粥摊，质疑其卫生标准，“反复商量的结果”是，开办粥摊的林老板从5日起，不得不停掉了这个施粥摊。据《东方早报》记者报道说，“浙江省民政厅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认为，如果施粥摊要继续办下去，‘社会团体必须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仅仅这一点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这样的门槛令人望而却步、望而生畏，于是做好事的冲动，不得不被抑制下去，不得不令人重新过上一种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好人的生活。而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只得再次流落街头饥肠辘辘。（这回是真正的“流落”了，因为无人过问）

卫生的问题，难道不是能够在政府的指导下解决的吗？或者授权他人帮助解决。就像地震震亡者的人名统计，尤其是在倒塌的校舍里死去的那些学生的名字统计，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正像《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先生所质问的：“学生遇难人数统计难于旅游开发？”退一万步讲，即使因为政府工作太忙，顾不过来，或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实际困难，那么民众正是可以集思广益，帮助完成这项繁重的统计任务，给死者一个交代也给生者一个安慰，这对于政府来说，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合适，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恰恰能够起到安抚和安定的作用。包括调查是否存在人为开发在地震中所扮演的负面角色，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该地区的生活和发展，有什么不可以的？难道仅仅是因为不是政府亲自所做的工作，而是由“无正常生活来源”的谭作人接替从事的，它的性质就改变了，就变成别有用心的涉嫌“垫付”？这个道理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这样说难道有什么过分吗——如果自己不做好事，那就留一点好事给别人做做。不要弄成了这一步——到头来，体制变成了虚无和消极的，所有积极的力量恰恰产生在体制之外。说到底，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提供或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书写自己的历史，体制并不能确保什么。

2009年4月16日

附：这是我博客上最新的留言，照录如下，算是将谭先生的近况向大家汇报。

昨天又有八位朋友去温江看守所探视谭作人先生。人不能见，书籍（甚至宪法）不能送进去。用身份证登记号码姓名后可以送钱。朋友们在铁门外茶话谭作人先生功勋后献花于看守所吊牌下然后洒尿挥泪照相暂别。
正如网友猪石哼所言：

一篇感人至深的雄文！
一个肝胆欲裂的故事！
一副催人泪下的图景！
一条光辉伟岸的身影！

成都人敬白

2009-4-17 9:57:23

像小波一样热爱生活，继续淘气

Sat, 11 Apr 2009 12:10:39 GMT

生龙活虎快乐的王小波突然离去，听到这个消息，不啻如一声晴天霹雷。随即一股巨大的寂莫感难以阻遏地爬上心头。再也读不到他新写正气落地有声但却淘气无比的文章了。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他留下的空白和遗憾肯定是无法弥补的！
　　
　　最喜欢他持续不断地对蒙昧主义所作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在他那些千奇百怪的逻辑、句式和比喻背后，我想这是贯穿始终的主题，也是最让人肃然起敬的东西。你听听他说：“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在我们这个常常以愚人自愚窃以为喜的环境中，说出这样的话来，是需要有作家的智慧和勇气的。他是舍得一身剐，敢把愚民拉下马。破除愚昧、学习知识在他那里，永远不是一件有关晋升和发财的途径，不是值得夸耀卖弄的资本；恰恰相反，求知的活动本身即是快乐，甚至就是美德。“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高兴。”这使得他从根本上区别于那些以无知为乐的伪智者。在今天的情况下仍然想从事智性和理性活动的人，都可以从他那里获得支持，找到一些令人喜悦的理由。
　　
　　同样，最喜欢的是他对权力话语的一种理性。他解释自己之所以沉默若干年的缘故是“信不过话语圈”。而如果说他如今自己也“挤”进了这个圈子，是因为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他正是这样一个促使这种瓦解的人。他的方式是不再把自己弄成任何一种权力话语，不做出任何权力话语的架式和口吻。他的姿态准确地说是边撤退边前进。他常常谈到那个愚昧荒唐的年代和自己当时的种种遭际，我把这理解为一种还原和撤退，是换一种眼光来看，是回到普通人的身份和普通常识。正如他的淘气来自对新事物永不疲倦的好奇心一样，他的诙谐幽默也出于他这个人独特的憨直和朴实。我常常闹不清楚他是在说一句老实到家的话呢，还是在揶揄嘲弄。他有着中国男人身上并不多见的对待世界和自身的恰如其分的均衡感。我指的是平常心。他强词夺理的时候也仿佛在说：我就是这个弱点。
　　
　　眼下我还不能谈论他写下的数百万字的小说。那是他致力最多、呕心沥血的领域。我得承认我还没有发展出恰当地看待他的小说的眼光，还没有理情他小说的渊源。但那肯定是一种神奇的充满机遇和有趣的新大陆。我还得承认这几年我受他的影响极大，他发表在《三联生活周刊》、《博览群书》、《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报》等处的文章，能找来的我都仔细看了。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深深地愧疚，对这么一个自己从中受益匪浅的人，我却没有以任何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敬意。我们在向某个人致敬时是这样的匮乏和忸怩不安。我们同代人之间的关心、问候和支援太少了。向同胞伸出友好的手并不是我们的习惯。我想他虽然写下那么多快乐的句子，但可能至死也没有完全摆脱他笔下提到的插队时的“郁郁寡欢”。他可能仍然是寂寞的。我们因此而不能原谅自己。

　　热爱生活的、淘气的王小波“像刮风一样”走了，现在让我们继续热爱这生活、继续淘气。

（这是王小波离世的当月（1997年4月）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祭文，今天是小波去世12周年。有时候不免会想，假如小波在世，事情会怎样？贴一篇旧文以示纪念。对于小波的小说，后来交出答卷《狂欢、诅咒、再生》一文）

自发而美好的思想感情 ——为谭作人先生呼吁

Sat, 11 Apr 2009 06:20:00 GMT

艾未未与他的同伴搜寻地震中遇难学生名单，《南方人物周刊》作了报道。这是他的同事打给某重灾县维稳小组组长的一段电话录音：

　“我们刚才电话没讲完你就挂掉了。”

“你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呀？你们有什么目的呀？”

“我们没有什么目的呀。”

“没有目的干嘛关心呀？”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关心，这是中国人的事情呀。”

“我也是中国人呀！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特务呢？你要是美国人派来的间谍，怎么办？”……

“既然我们政府部门已经公布了，那就可以了，你还要问，我就怀疑了，我要维护国家利益呀！”

“我们都在维护国家利益呀！但是国家也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呀。”

“是，那就是政府的事了，你不需要管这个事。”

“我们是公民呀，我们想要求你们负起责任来呀！”

“你怎么知道我们没负责？你凭什么这样说？有必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吗？”

“这不是难不难听，这是事实呀！”

“你说是事实？我直接就怀疑你就是美国方面派来的女特务！”

读到其中“美国人派来的间谍”时，不觉哑然失笑。此公仿佛意犹未尽，进一步发挥成“美国方面派来的女特务”，他的意思也许是一定要让人笑翻，笑到岔气。为什么中国人关心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会被理解成由美国方面派来的呢？这是一种有根据的思路、负责任的说话方式吗？

这也许是最为厉害的一手：只要将某人说成是“异族”派来的，受“异族”指使，便会使这个人立马失去了任何立足点，成为众矢之的。只是这种做法在如今看来有些老套了，不新鲜因而也失去了可信度。而这位维稳小组组长因为这句话，会使他“彪炳千秋”的，会比他所做的其他事情被人们永远记住。

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在体制内拥有某个或大或小席位的人们，总是习惯用这样一些完全不信任的眼光看待别人？为什么他们在公民的行为面前，表现得如此困惑和不理解，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会觉得来自任何“对面”、“对方”（不是用一根电话绳连起来的内部）的声音，都是富有敌意的、觉得那是一个威胁？

尝试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些人本身已经失去了任何自发的道德感和责任心，他们自己不拥有这些东西，于是他们也不会想象别人身上可能拥有这种东西。他们不能够体验自己身上任何美好的思想感情，实际上根本不拥有这些美好的思想感情，彻底丧失了这些东西，于是只能用一种妖魔化的眼光来看待他人。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自发”二字。它是指一个人面对同胞受难时，面对幼小的孩子受苦时，面对废墟下冰凉的小身体、面对成堆的书包唤不回小主人时，自然会涌起的那种自然、自发的人类感情——同情、怜悯、悲伤、痛心，这是不需要人来指导就会产生的天然反映，是中国人源远流长的“物伤其类”、“天地良心”的那样一种情感，也是一个人“人之为人”的基本体现。就像艾未未所说的：“我们可以回避这些血和肉，这些声音，这些气味吗？”

然而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完全丧失了所有“自发”的东西，丧失了属于人的基本反映，他们不能理解在“人”的范围之内、在“人”身上发生的一切，不能理解作为“一个人”而采取的立场和行动，这件事情真是奇怪。这些人身居体制久矣，他们只会按照体制发出的指令来行事，只能用体制内部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社会。

这些人如何才能够想象得到，在一些从来也没有见过面的人们身上，在远离他们权力机关的地方，有另外许多人们，他们逐渐觉得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于是他们先后开始去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体制的动物，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良知和道德感办事，按照他们内心的做人原则去行动，他们恢复了和实践着作为一个人，对于我们同胞、我们社会、我们民族未来的责任感，这些也是一个正常的人所需要具备的。他们的努力，增添了这个世界上“善的总和”。而恰恰是这些，成为那些眼中只有自己的私利、而没有任何道德感和责任心人们最不能忍受的。

令这些“体制内的冷血动物”更加不可理解的是，这些依据自发感情和良心而行动的人们，他们在遇到巨大阻力之时，在遭到骚扰恐吓之后，甚至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面临失去自由的前夕，却并不因此而退缩却步，而是一如既往地前行，继续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看上去他们这是在拿“鸡蛋碰石头”，明显得不到任何好处，没有任何看得见的结果，但仿佛他们并不在乎这些，并不在乎自己所受的任何委屈和不公平对待，他们受自己内心中的正义原则所引导。

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特别想着的是四川谭作人先生。这位多年的环保工作者，曾经不止一次参与过当地公民公益活动，为此受到有关方面的“反复警告”(见肖雪慧文)。地震之后，他与朋友们在第一时间抵达极重灾区，尽力给灾民送去物资，同时展开倒塌的校舍以及学生死亡人数的调查。他的那篇“川震百日祭”有这样的题记——“愿把有罪的我，献给无罪的你——献给5•12大地震罹难的孩子们”，如此恳切如此承担责任，这样的人在中国古代，应该被称为“义人”，他的举动当称为“义举”。但是这位大义人，在3月28日这天，却被警方带走迄今未回。肖雪慧写文章发问道：“‘垫付罪’，你信吗？”肖雪慧本人也是一位四川奇女子，真难为她发明“垫付罪”这样的新词。

我不信，坚决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会做出伤害自己的同胞、伤害我们社会的任何事情！任何人从这篇情深意切的《川震百日祭：追踪北川的天灾人祸》中，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本人没有见过谭作人先生，但是谭先生被捕之前，我正好从艾晓明初剪出来的新纪录片当中，见到了这位一脸沧桑的汉子。他明确谈到自己面临的危险，谈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六四天网的黄琦，“为了学生家长的维权，被抓了”；然后是广汉中学的刘绍坤老师，“因为给成都读书会，介绍北川中学的老师，来讲他们的这种情况，也被公安机关抓了。”接着他说，“别人说好事不过三，我就算第三个吧”。他面对艾晓明的镜头所说的这些话，令人肃然起敬：

我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

在这样一个世界大灾难面前

如果没有人出来说话

大家都是缩头乌龟的话

我想 这三年五年

我跟大家不见面好一点

不在这个世上

我在另外一个社会中

等到以后

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了更深刻的反省

知道做人应该怎么做

特别是做中国人

特别困难地做中国人

怎么这样

北川大地震牺牲的这么多人

为这个事情被判刑

付出生命中几年的时间

这样的代价

我觉得是值得的

这样的人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民族的盐和钙质，是我们民族道德重建的基石、社会重建的出发点。将这样的人加以囚禁，等于直接囚禁我们民族的良心！

2009年4月9日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摄影师

Wed, 08 Apr 2009 14:46:58 GMT

伊扎克先生今天下午在北京电影学院做讲座，就是那位在《杀人短片》中，使用了特制的滤光镜，绿色的，大约有600个，分别用在特写镜头、中景镜头和双人镜头等不同场合，以便形成那个城市是“肮脏的、悲伤的、空洞的”（基氏语）的印象。

为了向这位电影大师致敬，特贴上一篇长文中的一个片段，关于基氏早期的一个纪录片，片名叫做《一名传达室门卫看世界》。

这个片名在我们这里听上去，像是一则关于底层小人物的悲哀故事。的确，这是一名小人物，但是他的头脑中，正装着这个社会秩序的最为主流及流行的各种观点。这部纪录片只有16分钟，从头到尾是那位叫作奥赫兹·马利亚的中年男子的独白，配之以这个人的一些日常生活画面：追赶在他看来是可疑的人，做得像电影镜头一样；监视上班的人们在门口打卡，让女性打开她们的时髦手袋；检查经过工厂门口的卡车；去领养了一只狗，工作之余去公园训练它；身穿制服打电话、在办公桌上书写以及与其他工友排队点名，尽管他们只有区区的三个人。看上去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正常，无懈可击。而他的头脑更是滴水不漏，与这个社会严丝合缝，他是这样说的：

……我喜欢战争电影，西方的、枪战的打斗影片，我对爱情电影没有兴趣，侵略、打斗，我喜欢它们。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兴趣，我喜欢控制，我喜欢控制我的同事们。

……规章是比人还要重要的。如果有人不遵守规章制度，他就会迷失，像一只海豹那样迷失。小孩子也得遵守规章制度，那样长大之后，就有一个美好的世界在等着他。

……如果一个人没有打卡，看守官就会写报告，然后那些人就会受惩罚，这是他的使命决定的。

……通常领班就是要把各种东西封好，全部得封好。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写报告，告知上头。当主管看到报告时，（这个人）就会被扣三个月的奖金。

…那些钓鱼者们，我会没收他们的钓鱼竿。他们有些没有许可证，我没收那些设备，给收据，上面有我没收的那些设备、日期和时间。如果他来得不是时候，他就不能要回去了。我可以将那些没收的设备买下来，如果它值500个兹罗提，我可以用150个将它买下来。

……在公园里我们看到了两个女孩和男孩，我们拿走了他们的学生证，一个学生发誓说再也不那样做了。我们写了信，然后孩子们就进了训导室，一直到他们被训导完成为乖孩子才能放出来。

……在我看来，死刑是非常正确的，甚至对于罪犯来说也是好的。这样好好的审判他们，让他们害怕，让他们得到恰当的惩罚，然后在公众面前吊死他们，数百人可以见到这个场面。

……说政府的坏话，我是不喜欢，那是不对的，我不喜欢那些批判浪潮，我宁愿破坏它们。

……我已经干了三十年时间，得过一次奖和一个奖章，还有用一个信封装着的有500——600个兹罗提，那个叫做酬劳，我没有做过什么光荣的事情。

……坐上一个负责的职位，这个梦想，是的，我喜欢那样。

如果是在现实当中，我们身边若有这样一个在控制他人中得到无限满足的人，一个随时打小报告的人，一个认为死刑是再好不过的人，你还不能当面说他是错的，肯定是他比你有理和看上去有说服力。除非在电影当中，当人们观看时，他的毛病才显得那样突出扎眼。

此人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微型艾克曼”，“平庸无奇的恶”的另一个典型代表。正是这样的人，作为一枚小小的螺丝钉，才能够使得这部庞大的机器得以运转。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种人对于自己的状况一无所知，在他事事表现得“中规中矩”的同时，他的人性是反常的，就像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说的，他是一个“反人类的、具有法西斯观点的人”。

而当事人在看完这个片子之后，对影片中的自己感到非常满意，他很喜欢这个片子。只是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反复坚持之下，该片才没有在电视台公开上映，因为在导演的立场看来，如果他周围的熟人和家人看过这部电影，会令他成为一个笑柄和羞辱他。

原文《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世界》（上）登载在《上海文化》2009年第二期

崔卫平的blog

為劉曉波案提出三問

我们不放弃

32与张颐武通了电话，他表示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别的地方，比如小沈阳。我解释只是想听听周围人们的反应，他说“一点反应也没有”。（文学教授）

我们不放弃（至1月7日）

32与张颐武通了电话，他表示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别的地方，比如小沈阳。我解释只是想听听周围人们的反应，他说“一点反应也没有”。（文学教授）

我们不放弃

32与张颐武先生通了电话，他表示此前不知道刘晓波被判的事情，他的注意力主要在别的地方，比如小沈阳。我解释只是想听听周围人们的反应，他说“一点反应也没有”。

只是问问而已

“和谐号”影像——《老妈蹄花》

我的演讲曾与马丁·路德·金的演讲一道

我是谭作人案件的组成部分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

1956：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历程

战争引发的人性思考

南京南京：一部只有结论的科幻片

《南京！南京！》：一场迎合主流历史观的意淫

《南京南京》谁在抵抗？救赎谁？

荒腔走板的《南京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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